对此，近代中国的立宪史提供了大量而详实的证据。从1908年满清皇室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为“袁记约法”），直至国民党1946年抛出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中国虽然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的约法，却都通过宪法文本或实际的政治运行将国家的权力结构设置为一元化的模式。这种一元化的模式使得国家的最高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权力的传递路径不是采取宪政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传递方式，而仍然遵从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传递模式下，国家的权力来源不是人民的选举授予，而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人民并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而抹杀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宪法精神。

　　例如，满清的预备立宪中，考察各国宪政归来的载沣等人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竟称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载沣认为，立宪的最大好处就是不仅有利于继续维护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还有利于减轻甚至消除西方列强这一“外患”和革命党这一“内忧”，而“外患”和“内乱”的消弭又更加有利于实现“皇位永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08年满清皇室所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君主权力与传统封建皇帝的专断权力并无二致。《钦定宪法大纲》的第1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2条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由此可知，《钦定宪法大纲》虽有宪法之名，却奉行“立法、行政、司法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之实。“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8]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在“附录”中也曾规定了部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却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这就意味着，满清可以借助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被政府随意通过普通法律的形式来予以限制和停止的基本精神。《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在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下仍然奉行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分割，完全没有人的平等权利、人的尊严，自由、法治、民主等当时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内容，相反却填充了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