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为本次论坛的整个讨论奠定了学术基调，而且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在论坛正式开始前与邓正来进行的专场学术对话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对中国参与话语权争夺的上述立场表示明确的赞同。他指出：“主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部分是英美的杂志，而在其间，涉及到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知识霸权问题。这一话语霸权地位必须要受到挑战，惟其如此，全球的社会科学才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杨扬则把邓教授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参与话语争夺称为“中国社科界‘普遍觉悟’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用“你们”、“我们”和“咱们”这种汉语特有的主语人称之谓形象地指出：“身份觉醒”是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近十几年以来的最重要的阶段性认识，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树立了一种新的身份，即“中西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的研究本体（主体）；申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论者们不再简单地把“你们”（西）直接视为“我们”（中），而是将“你们”（西）与“我们”（中）相乘（而非相加）形成汉语中特有的“咱们”，进而建构了“主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咱们’的认知主体（叙述主体），是学贯中西之后的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叙事，当然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但又是世界主义的表述”。

　　二、中国的“成功故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GDP总量上，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强调的单一性经济增长目标所带来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专制历史最长、现代化进程最曲折（仅半世纪以来，我们就先学习西方非主流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接着又转向主流的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持续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8]显然，中国的这一“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成功并不能依靠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式予以解释，而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9]

　　在其他场合，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则将是亚洲的世纪。[10]在此次论坛的基调演讲中，Gudmund Hernes又进一步结合当下中国的情势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中国所发生的变迁和面临的危机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理论上的机遇。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因为中国的这种伟大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人口最多；伦理群体、语言和经济组织（从游牧部落到高新技术）等共同性边界（common borders）最多样；“多时代性”（multichronism）（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共存）和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在保有传统文化之持续性（如力主精英领导的儒学思想的影响、共同的成文化语言和家庭价值作为激励因素等）的同时从帝制和殖民地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最具戏剧性的经济变迁。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能源、气候危机，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不平衡等。上述情势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列最具基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发展理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积极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非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身份或认同（identity）、个体性自由与集体性强制（collective constraints）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他强调：这种机遇只是理论上的，能否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机遇，则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