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社会发展导向

　　富民强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更是如此。那么，这样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该如何开展呢?在富民强国的主题指引下，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不断地发现和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从实际出发破题研究，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费老一生行走的研究历程，既是对重大课题的现实应对，也是为社会发展的未来导向。

　　正如费老自己的总结:“在我一生中所思考的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是我靠扎扎实实的，一个个地方、一个个问题去研究，去落实而得出来的。”[7]又如一位学者的精辟概括:“一条坎坷曲折终至通畅的路，一双踏遍青山奔波不停的脚，一支紧追时代记录变迁的笔，一颗志在富民渴望大同的心。”[8]费孝通先生用一生的行走奔波，去不断地发现、解释和定位，从实求知，解读中国。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往往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费老深知，要富民强国，就得认识中国社会，发掘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以时空为序，费老开始了他的社会学人类学发现之旅。在笔者看来，费老不断发现、解释问题的过程在空间维度上大致呈现出如下的轨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社会——村庄(以江村为代表)——小城镇——经济区域——经济圈(带)——地球村的中华民族。

　　从中国社会到中国农村社会。“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入手呢?我是从农村调查入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我重视并坚持农村研究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个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这是中国的国情……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也只有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科学地处理和解决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9]可以看出，从农村调查入手，认为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费老的重大发现，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决定了他一生研究的总体方向。

　　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到定点村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依然要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清晰的研究单位。费老的乡村考察选择了一些村庄来进行研究，如江村、禄村等。江村是费孝通先生成名的起点，也是他近70年来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10]1936年，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2]针对这种情况，费老在《江村经济》中提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1957年，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江村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但副业却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只能在土地上种粮食，手上却没有钱花。这让费老忧心忡忡，他马上在《重访江村》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之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打断了费老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先生发现问题、解释问题的学术之路被中断，甚至连学术研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1980年，费孝通先生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的生活与学术研究。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20多年后的再次考察让他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江村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居全国前列。这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原因在哪里呢?通过调查，费老做出了解释:江村的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相互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费老随即提出“工业下乡”，即把工业扩散到农村，把工厂办到农民身边或小城镇上，“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开拓就业机会，又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11]他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主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