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尤其是事实推定）在这种证明形式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所谓推定，汉语语意是“经推测而断定”，实际上就是推理后得出的一种结论。它与推理密不可分，因此在与此种证明形式相适应的刑事程序中，由于无口供可供印证（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法官（陪审团）只有依据庭审过程中展示的证据进行认定，当辩方针对控方的指控进行反驳，针对控方出示的证据进行抗辩，甚至就同一事实出示与控方相反的证据时，这时法官就必须依循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推理，作出判断，进而得出案件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推定（尤其是事实推定）的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推定所依据的是提交到庭审中的证据事实，对证据事实进行判断所依据的背景知识是经验法则，将经验法则与事实结论连结起来的又是逻辑规则。因此，推理论证的证明方式，整个就是一个运用证据、依照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推理、得出推定结论的过程。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由于推定尤其是事实推定应用得如此普遍和广泛，以至于形成了许多虽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但在事实上对许多法官断案具有重要影响的潜规则。如某一事件的发生对某一方当事人有利，则其发生往往与该方当事人可能具有某种牵连；一个人对其关注的事情具有一般的谨慎；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某项证据，那么该项证据的提出可能于他不利，等等。这些潜规则被广泛应用于刑事审判中，成为推定得以作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推定的运用与一定的诉讼模式密切相关。不同的诉讼结构和模式，直接影响到推定的运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行对抗式诉讼，因而刑事推定的运用较为广泛。推定的一个特点是允许被告人反驳，推定以被告人不反驳或反驳无理由而成立。而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式刑事诉讼赋予了被告人强有力的辩护权，往往能够对于控方的推定主张进行有效的辩驳，因而推定的运用具有较大的空间。
一般人可能认为，推理论证的证明方式仅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不实行这种证明方式。这种认识不正确，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当代均在其本国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推理论证的证明方式。只不过在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这种证明方式表现得更直观、更表面化，而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推理论证的形式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更多的是法官的职权行为充斥其间。但如果我们从实质上去分析，二者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证明方式都是“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物，都是自由证明模式的体现。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推理论证”与“印证”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而在当今社会，两大法系国家均在本国的刑事诉讼中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刑事诉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没有被告人口供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有被告人口供，则这种证明方式是“印证”的方式；反之，则是“推理论证”的证明方式。因为，在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情形下，法官对于证据的判断与事实的认定，主要靠推理方式进行，尤其是当控、辩双方对同一案件事实提出截然相反的证据时，或者当一方提出某一证据而另一方提出疑议时，这种以推理的形式来认定事实的表现就更为明显。因为此时除了推理，再没有任何方式足资法官依靠了，此种情形，在没有现场目击证人提供关于案发情况的证言、法官完全依靠情况证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只不过在英美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形式上主要由控方在法庭上进行推理论证，在法官（陪审团）接受了控方的论证而辩方又反驳不了的情况下，其所下达的判决书对这种推理论证的结果予以确认，从而上升为法官的推理结论。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中，法官依照实体真实原则，积极调取、收集证据，进行真相查明，在职权活动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形成案件结论。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理论证”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检察官的活动，法官形成的结果；在大陆法系国家，既是法官进行的活动，又是法官形成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