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进程中，王权所包含的“政治的”与“王室的”这两种治理原则不是没有冲突，理查德二世时的宪法斗争即是此一冲突的尖锐化，[80]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两者斗争的结果是在英格兰的国家构建中形成为一种奇妙的协作：一方面，从国王特权中不断生长出地域性治理机制，而另一方面，一旦它生长发育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被大贵族置于代表王国共同体的机构议会的控制之下，脱离国王的直接控制而转化为“王国的”机构，以这种方式，最初的个人王权在英格兰实现了彻底的制度化，[81]国家构建的过程与宪政构建的过程同步完成。
【作者简介】
杨利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曾从事政治学博士后研究。
【注释】 F. Liebermann,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the Anglo-Saxon Period, Halle A. S.: Max Niemeyer, 1913, p88.
【比】R. C. 范×卡内冈：《英国普通法的诞生》，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See B.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p15.【英】屈勒味林：《英国史》，钱端升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页。
Lyon, supra note, p23.
【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3页。
同上注，第93页。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vol.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1, p280.
屈勒味林，同上注3所引书，第97-98页。
盎格鲁-萨克逊国王的产生保留了日耳曼习俗中的选举原则，由贤人会议选举产生，选举通常是在王室家族中择取一个最佳人选，但子袭父位并未确立为一般原则，因此，七国经常陷入王族内部的王位倾轧之祸。从685年到839年，威塞克斯没有一例子承父位的例子，直至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后，威塞克斯王位才开始秉承较为稳固的子袭父位。Ibid, pp.151-3. 摩根，同上注5所引书，第84页。
Joseph R.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6.
Stubbs, supra note, p44; Lyon, supra note, p37.
关于日尔曼部族民主制的大体内容，参【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9页。
同上注，第60，62-63页。
这主要表现在关于打破和平的赔偿金的规定，在埃塞尔伯特法典中，打破普通自由人刻尔的和平的赔偿金是6先令，打破贵族的和平的赔偿金是12先令，打破国王的和平的赔偿金是50先令。而到了阿尔弗雷德法典中，打破刻尔的和平仍是6先令，而打破国王的和平在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下要由王裁断生死，打破大主教和其他主教或方伯的和平则分别是150先令和11先令。Ethelbert,§§2,5,8,13,15,25;Alfred,§§7,15,39.本文所引用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典均出自David C.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c.500-1042） vol.1,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5,以下不再特别注明。
Ethelbert,§1.
摩根，同上注5所引书，第73页。
F. Liebermann,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the Anglo-Saxon Period, Halle: Max Niemeyer, 1913, pp.4-5.
国王的塞恩最初是直接以国王为其领主，为国王战斗的亲兵，后来发展为从国王处保有土地的服役贵族阶层。可参【英】F. M. 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Liebermann, supra note, pp.32-8.
Ibid, pp.54-62.
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41页。
Fritz Kern, 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S. B. Chrime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p.12-3.
虽然Lyon极力反对将贤人会议与日耳曼部族民主形式联系起来，并将国王在重要事务上与贤人会议的咨商看作国王自愿寻求贵族合作的一种表现，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国王仍然觉得有义务与贤人会议咨商；没有国王能在离开它的支持和信任的情况下统治长久”。“有义务”与“自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See Lyon, supra note, p51.
Liebermann, supra note, p41.
对此笔者将以另文详述。
摩根，同上注5所引书，第100页。
以上见同上注，第75-81页；屈勒味林，同上注3所引书，第64-73页。
摩根，同上注，第71-73页。
Liebermann, supra note, pp.30-1.
Alan Harding, The Law Courts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p20.
Pierre Chaplais, ‘The Anglo-Saxon chancery: From the diploma to the writ’，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1965.
摩根，同上注5所引书，第102页。
Ine, §70.
Alfred, Int. §49.7.
Ⅱ Athelstan,§2.
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97-98页。
这一点应与亲族关系在当时的逐步松散结合起来看待，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权的要求，阿尔弗雷德法典专门规定了抑制亲族复仇的内容。领主-从士关系的普遍化和紧密化某种程度上是亲族关系衰退后的一种组织替代。
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98页。
Cnut, §77.
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98页。
Edward the Elder, §4.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560-975dooms.asp.
Percy Ernst Schramm, A History of English Coronation, trans. L G. Wickhem Leg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pp.18-9.
【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6页。
Schramm, supra note, p21.
典型的加冕誓词，see Stubbs, supra note, p164-5 .
Schramm, sura note, p181.
Ibid, p20.
《旧约·列王记（上）》。
R.W. Carlyle and A. J. Carlyle, A History of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ry vol1,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Ltd, 1903, p229.
A. J. 卡莱尔：“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质”，王淑梅、丛日云译，载马德普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Stubbs, supra note, p193.
Ⅷ Ethelred, §2.1.
Cnut, §1.
Ine, §6.
Alfred, §4.
Wihtred, §8.
Stubbs, supra note, pp.198-9; 斯密。同上注12所引书，第34页。笔者在本文中将nation一词均转作“部族”，因其包含了一个作为整体的政治团体的含义，而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由个体组成的集体“人民”（people）。
Ⅱ Edmund, §7.
Ⅲ Ethelred, §1.
Cnut, §82.
Alan Harding, Medieval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New York: Oxford Press, 2002, pp.80-1.
Edward, prol.
Ⅵ Athelstan,§§10,11.
Cnut’s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1019-1020）， §11.
Stubbs, supra note, p201.
Ⅱ&Ⅲ Edgar, B.§2.
Liebermann, supra note, pp.68-70.
Ⅱ Edmund, §6.
Cnut, §12.
Stubbs, supra note, p140.
Walter Ullman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t: The Middle Ages, Middlesex, Penguin B00ks, 1965, pp.12-3.
屈勒味林，同上注3所引书，第108-109页；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99页；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1922, p19-22.
J. H.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London: Butterworths, 1979, p12.
王廷大会议主要是按照封建制原则组织的，但在政体中的功能和位置则继受了原盎格鲁-萨克逊王国的贤人会议。梅特兰特地提到，在诺曼征服之后“另一种管理模式的表象依然得以维持，这就是国王在其贵族的建议和同意下进行统治”。见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42页。
亨利二世通过司法改革以中央集权化的司法实现政治体的领土巩固，英格兰国家由此形成的主要架构形式是司法体制，这也是英国长期作为“看不见国家”的现代国家的原因所在，因其国家表现为法院而非能动的行政体。详可参笔者博士论文：“行政法与现代国家之构成”，指导教师：罗豪才，北京大学，2006。
Liebermann, supra note, p76.
【英】G. R. 埃尔顿：“西欧的宪政发展和政治思想”，赵亚麟译，载《新编剑桥世界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页。
The Assize of Clarendon（1166）， prol. See David C. Douglas & George W. Greenaway,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1042-1189） vol.2, Londen: Eyre & Spottiswoode, 1953, p408.梅特兰认为，在亨利二世时期，王廷大会以很有可能以《大宪章》第十四条规定的“王国共同咨商”的方式组建过。见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46页。
Harris谈到，金雀花时期的大贵族有双重身份，作为个体，他们是国王的封臣，而当他们作为一个实体（as a body）时，他们是王国的天然代表，可以处理王国的重大政务。（See G.L.Harris, King, Parliament, and Public Fiance in Medieval England to 1369,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75, pp.30-1,37.）实际上，大贵族作为一个实体能主张自身作为“王国的天然代表”系源于王廷大会议作为一个组织对于原贤人会议在政体中的功能和位置的继受。
参见梅特兰，同上注18所引书，第124页。
对照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情况，这一点至为明显，法国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也有机构和职能的分殊化，但由于缺乏一个象英国议会这样代表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机构，分殊化的权力在顶端仍汇合于国王一身，个人王权最终无法实现彻底的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