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广新，单位为中国法学杂志。
【注释】法解释通常依《
民法通则》第
42、
49条第1项认为，企业法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无效。
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620-627；张学文：“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页110；曹嘉力：“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效力初探—兼评《
合同法》第
50条”，《当代法学》2002年第9期，页41-42。
参见崔建远：《
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56；胡康生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86-87；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编著：《
合同法释解与运用》（上），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页214。
《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62条规定：“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See Danny Busch, Laura J. Macgregor（ed.），The Unauthorised Agency: Perspective from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 211.
See C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7th edition, London-Sweet＆Maxwell,2003，pp. 142-143.
欧共体第一号指令第9条第2款规定，“法律或公司有权机关的决议对公司机关权力的限制，即使已经公开，从不用来对抗第三人。”
1856年的“特宽德案”(Royal British Bank v. Turquand）确立的“内部管理规则”虽然舒缓了推定知道制度的严苛性，但并没有完全改变第三人的被动地位。“内部管理规则”也称为“特宽德规则”，其大意为，与公司交易者有权推定，如具体情况不足以使其进行调查，公司章程要求的所有内部管理和程序事项应被认为已得到合理遵守。
Andrew Burrows(ed.），English Private Law，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 180.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见前注，页148。
“只要交易超越了公司有限的目的和权力，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皆可取消交易，即使一方当事人已履行了部分或全部义务。法院狭义地解释目的和权力条款，只要交易无利可图，越权制度就会引诱当事人逃避已作出的承诺。”Lewis D. Solomon,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3`d edition, Aspen Law ＆ Business, 1999,p. 45.
Se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Annotated: Official Text with Official Com-ments and Statutory Cross-references, 2005，pp. 3-12/3-13.
Vgl. Hans-Martin Pawlowski,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Grundlehren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7.，neu bearbeitete Auflage, C. F. Mue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3，S.405,406.
Vgl. Palandt, Buergerliches Gesetzbuch, 69. Auflage, 2010, Verlag C. H. Beck. S.25；J.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uehrungsgesetz and Nebengesetzen, Buch 1，Allgemeiner Teil §§21-79 ( Allgemeiner Teil 2)，Sellier-de Gruyter ．Berlin, 2005，S. 17-18.
Vgl. Hans Brox, Wolf-Dietrich 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4.，neu bearbeitete Auflage, Carl Heymann Verlag, 2010, S. 225；Karl Larenz,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Verlag C. H.Beck Muenchen, 2004, S. 189．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机关代表也仅仅是法定代理的一种特殊情况。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C. F. Mueller Verlag Heidelberg, 9.，neu bearbeitete Auflage, 2006，S. 369-370.
代理权须严格从作为其根据的基础关系中分离、抽象出来。代理权的基础关系，即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通常称为内部关系（Innenverhaeltnis），并区别于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Aussenverhaeltnis）
Karl Larenz, Manfred Wolf，见前注，页864。
Hans-Martin Pawlowski，见前注，页342-343。
Hans-Martin Pawlowski，见前注，页343。
代理权滥用（Missbrauch der Vertretungsmacht）是德国代理法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主要指代理人的代理权超越本人之委任（根据与本人的合同）的情形。
Vgl. Franz Juergen Saecker, Muenchener Kommentar zum Buergerlcihen Gesetzbuch, Band 1，Allgemeiner Teil, 5.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uenchen 2006. S. 666; Karl Larenz, Manfred Wolf，见前注，页865。
不过，有观点认为，为免除本人证明故意的困难，在代理人与第三人串通的情形下，最好类推适用第177条以下的规定。Karl Larenz, Manfred Wolf，见前注，页866。
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11。
参见（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页150-151。
山本敬三，见前注，页319。
胡康生主编，见前注，页86；沈德咏主编：《
合同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63-64
崔建远，见前注，页356；胡康生主编，见前注，页87。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55。
胡康生主编，见前注，页86-87。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29-130;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97-398。
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
合同法》第
50条”，《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页75。
参见董俊峰：“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页42；张学文，见前注，页108。
《
合同法（试拟稿）》（第三稿）（1996年6月7日）曾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与表见代理作统一规定（第
43条）。对于如此修改的原因，梁慧星教授解释道：考虑到民法代表制度与代理制度的类似性，及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与表见代理的类似性，将其合并规定在第三稿第三章关于代理问题的第43条，安排在表见代理的规定之后。对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准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当然也有方便适用的考虑。参见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
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页721。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41。
参见朱广新：“论权利外观责任的构成—以德国民商法为分析基础”，王崇敏、陈立风主编：《法学经纬》（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42-52。
德国法称之为表见代理权（Anscheinsvollmacht），英美法称其为表见权限（apparent or ostensible an thonty）。
Danny Busch, Laura J. Macgregor(ed.)，见前注，页388、395
Hans Brox, Wolf-Dietrich Walker，见前注，页240-241。
梁慧星，见前注，页233-23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词典编委会编：《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899。
“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是《
合同法》的重要立法指导思想。参见梁慧星：“从‘三足鼎立’走向统一
合同法”，载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页121。
梁慧星，同上注，页122。
该“解答”把“是否超越批准的经营范围”作为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的依据之一。
参见柳经纬：“权利能力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页96。
也许基于此种认识，有学者认为：“对于《
合同法》第
50条中的‘超越权限’究竟应当如何认定，我国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宋宗宇、刘娜：“法人代表越权行为与表见代表制度”，《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5期，页113。
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70。
参见赵旭东主编：《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231。引用部分由王涌教授撰写。
王利明，见前注，页623-624；赵旭东，同上注，页230-231。
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例写道，如果行为相对人知道，或者除非他熟视无睹就不可能不知道，事务执行人是在滥用其代理权，以损害公司的利益，那么，代理权相对于该行为相对人就不应产生效力。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729-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