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英国与当前的中国是否大同小异？
大不同的一点是李大钊先生提到的脱拉斯（trust），即大陆法的fideicommissum（托管财产）。这是欧洲封建时代末期不动产法中的一个制度。托管财产是一个集团（譬如一个家族或者事业单位）的不动产。表面上，托管财产跟中国农村的“集体”相似。但是，关于托管财产的建立程序、管理人和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有清楚的法律规定，这一点是所谓“集体”相形见绌的。如果这些依法所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被侵害者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权利保护、损失赔偿。
当然，原则上，“集体”也有受益者。要求保留农村集体的人说，在农村，“集体”对农民有社会保障的功能，相当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险等制度[11]。奇怪的是，受益者本身似乎看不见可受之益。“民工”虽然大多数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待遇”，然而一旦离开农村就尽量斩断跟“集体”的关系，甚至自愿放弃承包田。他们怕“集体”的各类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机关实行精简的过程中，乡镇和集体干部数字增长了几倍。在2004年，平均13个农民养一个干部[12]。僧多粥少，对不属于领导阶层的集体成员来说，好像集体的社会保障作用不大。
此外，委托财产与“集体”的区别还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建立委托财产；而相同之处则在于，“集体”和委托财产都妨碍交易自由。因此，跟“集体”不同，部分国家法律限制委托财产制，法国、德国等国家已取消了这个制度[13]。
总之，在中国关于农村“集体”的规定中，集体“成员”的“产权”不明晰；与其说不明晰，不如说不存在。农民只能任人罢布。实在忍受不了的，就离开家乡，到各地闯荡；9.4亿的农村人口中，“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14]。耕者再不耕。村里留下的女性中，有着世界上女性中最高的自杀率。
倘若农民跑了或者已没有什么财产了，那农村干部只能卖地。这类买卖的买方所得到的法律权利，充其量可能是个几十年的使用权。此后如果另有别的什么人给有管辖权的机构提供更好的“公共利益”，原来的“公共利益”就也可能要让位。在土地交易中，似乎仍然不适用平等原则，即“居恒交际”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平等。按古老的礼教传统，必须尊敬上级，有权力者才有权利[15]。
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皇帝逃跑到西安时，发布变法诏书：虽然“皇太后宵旰焦劳”，但是“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即法律明文]……胥吏倚为谋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因此，火烧眉毛时，清廷对“胥吏”的希望不大；但是“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即强调立法改革。按照三位大臣在1902年所作的立法改革说明，新立法应该“便民益国。……通商之议，乘机而图进步。我如拘守成例，不思亟为变通，则彼此情形，终多扞格，因扞格而龃龉，因龃龉而牵制，群挠众侮，我法安施，权利尽失，何以为国。”[16]因此，清政府首先公布公司法、破产法等商法方面的临时规定。此后，在制定这方面的基本原则即《民律》时，奏上《民律》草案的修订法律大臣强调“凡居恒交际往还，無日不受其范围”，但是，“《民律》之设，乃权利义务区判之准绳”[17]，而不是创造民事权利。权利本身早已存在。立法任务在于防止“权利尽失”！[18]
这就是说，民法这个“准绳”的功能在于，用特定的（国际统一的）术语来明确各种权利的操作规程和保护原则。为什么改革的立法必须保护民法权利？按《民律》草案第4条的说明，“凡人（即自然人），无男女老幼之别，均应有权利能力（即享受私权之能力）。否则生存之事不得完全。”按草案第49条，个人也不得抛弃自己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理由是：“若将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之全部或一部分抛弃之，人格受缺损。故，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之抛弃，特用法律禁止之，以均强弱而杜侵陵之后弊。”第50条还禁止抛弃自由。说明：“若抛弃其自由，则人格受缺损，又背乎公共秩序……有害於公益。……故设本条，以防强者迫弱者抛弃其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