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止孤军作战、妄自尊大，一定要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等各项法律事务衔接。尽管政府行政部门及其之间的职能发挥，已有的执法能力通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宪法的出处，属于国务院下属组成单位，体现在地方就是地方政府组成单元之一，并行在各级地方政府中间的职能部门很多，机构林立、层出不穷，以至于成为臃肿的特色。实践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部门行政作为程度不均衡现象，有利就争、有弊就躲、各自为政，非常具有蔓延性和膨胀性，还表现为地方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长官化、长官利益私有化现象。此种弊端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不可回避和逾越，也是应当针对的化解内容。现实当中的做法是对社会的敏感、热点、焦点问题成立专项工作领导组，一阵风，搞过山车、应急渠道、运动执法、危机公关、出现“熊瞎子、掰棒子”效应，此起彼伏之后则偃旗息鼓，合作机制发挥的不到位或受到排斥和抵触，排斥称为“多管闲事”，这方面的弊端表现在传统习惯方面的人为处事方法的感性过甚、理性过少的原因。比如情与法的冲突、理与法的抉择，这样的孤注一掷做法与社会管理的现实需求相悖很危险，等同于社会现有管理资源的浪费和功能的无谓消耗。作为政府的管理部门，首当其冲就是执法部门，完全可能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有所创新，主动衔接。比如国务院在2010年实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在2011年康菲公司发生渤海漏油事件，就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面对各级政府机构中的五十余个部门之间，想要做到既有分工，又有配合，还有制约，更有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有效合作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选择，也是社会管理的日常工作任务。并行不悖的还要体现在五个层次的上下对应，有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部门层面，内设机构层面，执法人员能力素质层面。从国家层面是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检察等环节的统一，用以限制专权，防止权力集中于某个法律主体当中，并结合有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法律、政策、科技等手段；从地方政府层面要有教育、制度、监督、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机制的有效发挥；部门执法层面需要将行政许可、行政确权、行政处罚等环节相配套，采用“一个窗口”整体限时面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对于部门内设科室之间的相互合作功能要从办事效率方面积极的、正面地加以指导；还有各地在实践中采用的对执法人员素质和能力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等“亮点”式工作机制的发挥。构成上下互动、多措并举、层层衔接的关系，均是综合能力的有效发挥，一两拔千斤的效应。这些方方面面，尤其地方政府在第三个方面的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同时，惜之如金。与此同时，管理活动当中一定要突出各个部门在执法活动中的主体功能定位，一定要有清晰的宪法及相关法的上下位关系，明确部门之间的职能、职责和权限，防止个别行政管理部门“肥了别人的田、慌了自己的地”。比如拿《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的法理定位而言，有些内容归类为以调控为任务的经济法，有些内容归类为物权方面的民法，有些内容归类为自然资源型的环境保护法，还有管制为内容行政法成分，面对每一个法律事件可能出现复合性的经济责任问题、民事责任问题、行政责任问题、刑事责任等等诸多问题。在实务操作当中更多的是行政法和经济法的功能发挥比较到位，其他类型的功能发挥不尽人意以致流失，达不到百姓的预期值、期望值，这也是需要深层系统进行归纳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所在，其内因是法律层面的义务性规范行使的不到位、有待健全。如果不加以调整，延续下去，势必违背法律的主旨，造成“四不像”、“丑八怪”，即对于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不能够姑息养奸，其中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党政纪责任一并追究，决不能用打折扣式的姑息妥协，得过且过、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虚与委蛇、草率了之，以至于姑息必然养奸的社会负面现象，失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精神要义。在日常的管理当中要求管理者能够对内部员工的管理事项施以惩或罚是最难的，外部的执法也是最难的，以至于黑恶势力的阻挠和后台保护伞的搅扰，还有可能是是违法犯罪分子走向极端，也正因为难上加难，我们才需要寻求风清气正、清正廉明的社会管理，做到真正能够将荣誉和奖赏落到成绩突出的优秀人员头上，张扬正气、伸张正义，它是对国家、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的长期考验和严格检验，须要坚强的法治做后盾，取得多因一果、持续发展、国泰民安社会效应，防止一因多果，即多个问题的处理要达到概而全、矛盾化解合而为一；严防和杜绝一个问题解决后，多个问题、多个矛盾的多个问题的衍生及复杂化现象的再次出现。引以为社会复杂性、艰巨性、严峻性的多因多果，造成几者之间的相互交织和抵触，失去了预见性、能动性、调控性，即“管不了等同于管不好”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