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成员心理上经历着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以各种方式折射到家庭中，使家庭成员投入更多精力以应对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压力。在这同时由于个人素质不同，所感受到的压力强度不同。那些个人心理或生理素质较差的成员所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强，会对社会有更多的抱怨，这种抱怨会在无形中传导给孩子，使孩子学会遇事总是寻找外部归因。邱兴华说：“我杀他们就像我在执行死刑，他们闯了我的法场。人格代价比10条生命重要，就是人要有名才能活、树要没有皮就不能活的道理。”所以十一条人命和他自己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指使下都遭到了毁灭。许迈永提到自己经历时写到：“记得1989年，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所以他心态失衡了，不择手段捞钱，不断地从不同女人那里寻找自我。

　　无论是极端暴力犯罪人还是极端经济犯罪人，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极端的扭曲：自我高于一切，包括他人的生命。

　　2．转型期社会焦虑加剧他们的心理冲突的张力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10]。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的明显的不平衡，公权力的扩张、官员的腐败、民众对生活进一步期待，都会形成一股心理张力并与个人过去心理冲突张力发生叠加，使他们的心理张力进一步增强，即使遇到微小的不良刺激都会成为非理性行为的导火索。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多年前整个中国一年都不会发生几起杀人案件，而今天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恶性程度上杀人案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二十多年前经济案件涉案金额数百万、数千万即引起社会强烈震荡，而今天动辄数亿元金额却如此常见的原因。

　　三、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与应对

　　对极端犯罪心理机制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并做好已发生此类犯罪的应对工作。

　　（一）社会对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

　　1．政府部门加强社会环境治理，减低社会成员的焦虑水平

　　在社会飞速发展之前，边缘性人格障碍者也会有很多存在的，但社会发展节奏低、差异小、刺激少，他们崩溃爆发的机会就少。当然社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必然要求，但为减少社会的问题成员爆发的机会，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管理层的公平公正，以减少社会成员相对被剥夺感。同时，增加弱势人群的社会福利，最终减少社会成员的焦虑水平，以防止有内在心理冲突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张力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