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而言，立法机关如果将旁观者见危不救的不作为，在道德恐慌中贸然定罪，大有法律道德主义之嫌。而刑法的道德化，正是法律道德主义的最极端表现。刑法强人所难，混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走向泛道德化极端，负面后果严重，绝不可取。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刑法从来不以道德圣人为标准，而是以普通人为参照标准。学者梁治平在《寻求自然中的和谐》一书中，语重心长地强调：“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道德所蒙受的损害就必定是致命的。因为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了的道德，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从形式上看，这类规范因为附加了刑罚而具有法律的特征，但是着眼于内容，它所要求的实际是人心而非行为。它以刑罚的手段强迫人们行善，结果只能是取消了善行。因为它靠着强暴力量的威胁，取消了人们选择恶的自由。”{10}

　　此外，现代刑法强调谦抑性，谦抑性是刑法的品性。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11}刑法学家陈兴良指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12}明智的立法者，应尽可能地限制刑法的规制范围，以减少运用刑法的机会。否则法网过密，超过民众和社会合理期望的水平，结果必然导致公众对刑法本身的憎恨，刑法效力荡然无存，甚至产生反效果。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提醒：“愈来愈多的模糊的、极为弹性的、过于广泛的和不准确的规定引入法律制度（特别是政治、刑法领域）中，这意味着放弃法律。这种状况必然会使人们产生危险感与不安全感。”{13}这些都表明，刑法的规制范围是有其限度的。见危不救的旁观者，绝对不应成为刑法打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