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我国目前法律上的公平责任主要有三个特征：

　　其一，它有独立的适用范围。尽管受到德国和苏联法律的影响而带有这些法律的特征，但我国的公平责任原则，不仅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即它适用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情形。这决定了它与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的适用均无重叠之处。从这点上说，它不是对一般性规则的突破，而是一个新的归责原则。而传统法上的公平责任，无论是《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还是《苏俄民法典》第406条都没有对当事人的有无过错做出规定。这说明，传统法上的公平责任是附属于一般性规则之下，是因为一般性规则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而授予法官的超越普遍法则的衡平权。传统的这种不限制公平责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导致了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的交叉适用，最终导致了法律的不安定。

　　其二，它突破了传统法上完全赔偿原则。我国的公平责任之“公平”主要是体现在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上。法官可以依据法律授予的衡平权，公平合理地确定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不是由加害人负完全赔偿责任（这从第132条使用“分担责任”即可以看出）。当然，在责任成立上，法律也授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从第132条使用“可以”而不是“应当”二字可以推导出，但如前所述，该种衡平权是有严格限制的。公平责任都是以衡平为手段的，但这种手段无不以实现公平为考量标准。

　　其三，它既是一个损害赔偿额的衡平规则，也是一个归责原则。所谓的归责原则是指“以确定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由行为人承担的理由、标准或者说最终决定性的根本要素。”{9}归责原则所解决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之基础问题。显然，公平责任是归责基础，它解决了加害人为什么要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

　　三、对公平责任的评论

　　（一）否定论及其评论

　　公平责任从一产生起，反对者就对其非议不断。反对者的主要观点有：其一，位置论，认为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应当集中规定在一起。《民法通则》第106条就是集中规定归责原则的条款（第106条第2款规定的是过错责任，第3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在该条之外去寻找归责原则的法条依据是不妥当的{10}。“公平责任”的法条依据规定在第132条，表明立法者并不认同所谓的“公平责任”。其二，不合逻辑论，认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可以涵盖适用各种情况的侵权行为，如果立法或者司法者在这一范围内的规范上再设置公平责任，并强调其是公平的，那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就是不公平的。此形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悖论{2}3。张新宝教授也认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从逻辑学上来看它是一种周延的列举，不存在遗漏的情形。”{10}45其三，非责任论，又称损失分担说，认为公平责任并非真正的责任，它要解决的不是责任依据问题，而是损害结果的合理分担，不是赔偿，而是补偿{11}。这种说法可以消除人们对承担损失的抵触情绪。而承担责任的说法，行为人往往不能接受，因为责任意味着道德和法律上的可谴责性。非责任论的理论基础是民事责任制裁说。梁慧星先生认为，责任有三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是“所谓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等，意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某种制裁。”{12}佟柔先生虽认为，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13}但其所指的法律后果就是制裁{14}；并且，“后果说不将责任限于制裁”{15}，还认为民事责任包括对行为人的强制和否定性评价。这使得民事责任在法律和道德评价上是负面的。其四，不安全论，认为公平责任作为一般的归责原则会导致法律不安全。因为公平责任的成立标准是极端不明确的，它仅凭法官良知来判断是否公平，而法官的良知很难说是始终靠得住的。因此，公平责任的适用将可能最终摧毁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的不明确性也没能为人的行为确定一个标准，不利于保护人们行动自由{16}。毋庸置疑，法律安全是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德国民法典》没有将公平责任作为一般条款，也正是因为公平责任缺少可操作性，其适用会对法律安全产生消极影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