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宪法专制官在紧急时刻可以“乾纲独断”，但6个月任满后就要无条件地还政于民；林肯在国会休会期间可以做“孤家寡人”，但在内战还未结束的1864年，还是要回到人民中间获得新的宪法授权。因此，“回归”乃是一种宪法命令：只有回归常态，例外状态才能成为例外的状态。健康的宪法秩序不能“一放就乱”，只放权，不收权。在此意义上，布什反恐战争之所以遭到宪法学界的集体批判，不仅仅是自由派宪法学者在党同伐异，也不仅仅是柳淳、小波斯纳和小卡拉布雷西的极端理论，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反恐战争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战争，因此可能造成例外状态的常态化。

　　反恐战争是一场无法终止的战争，这是因为它不具有法律意义上可认定的胜利标准。总统的反恐战争究竟在哪一时刻取得胜利？是将塔利班政权赶下台，将萨达姆送上绞刑架，还是成功袭杀本·拉登……相比之下，现代战争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投降、停战或者条约都在以法律形式确认战争的结束。但恐怖分子组织不是民族国家，阿克曼告诉我们，恐怖主义的“根源并不是伊斯兰教或者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在国家、市场和毁灭性武器技术之间关系的一种根本转变”。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国家正在失去它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控制。一旦一种武器技术流入黑市，政府就几乎不可能压制交易。”因此，恐怖主义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死亡的自由市场”。美国人更应该思考如何重塑美国的“软实力”，反思“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跨国追捕由他们定义的“恐怖分子”。因此，总统战争成为美国常规的政治时态，美国宪制由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滑向总统专政。这恐怕才是9·11事件对美国的最深刻改变。

　　三、自由宪政的阿喀琉斯之踵

　　自由宪政想要用宪法去驯服政治，实现“政治的法律化”。但自由宪政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美国宪政的根基、源起、转型与危机时刻，只是定义了一种值得追求、可以接近、但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看上去虽然很美，但自由宪政既无法解释美国自己，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宪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