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目标是个认知性问题吗？

李强

　　一、刑法解释目标问题的认知主义研究进路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什么？对此存在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争议。前者认为，刑法解释应当阐明立法当时立法者的意思；后者则主张，刑法解释应当揭示适用刑法时刑法条文的客观外在意思。[1]反对主观解释论的理由很多，但举其牢牢大端者，为以下两点：立法原意不明确、难以探究甚至无法探究；刑法要保持稳定但更要适应社会发展。[2]前一个是说，主观解释论的目标并不真实；后一个则是说，主观解释论的价值取向不正确。

　　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刑法理论对于刑法解释问题的研究，大多仍是法学内部的独白式表达，而对法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重视不够。[3]刑法解释目标问题也不例外。从刑法解释问题的本质来看，它不仅是刑法理论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法理学、法哲学所关注的问题。若把理论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解释作为一般性的哲学问题、语言问题、认知问题，也是一般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出现上述研究上的盲点，确属不应该。

　　正是基于对上述盲点的察觉，近年出现了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借用其他学科相关理论来研究刑法解释目标问题的路向，笔者称之为认知主义的研究进路。其代表者非王政勋教授莫属。[4]王政勋教授在其研究中，借用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哲学解释学的相关概念、理论，丰富了前述对于主观解释论的主要两点批判，并试图从这一认知主义的研究进路出发，论证客观解释论的唯一正当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刑法解释事实是也应该是客观解释”。[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具体而言，其基本主张约略如下。

　　首先，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立法原意的不可还原。刑法中的概念大多属于所谓“原型范畴”，具有如下特点：范畴内的所有成员并不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范畴的边界是开放的、变动的；范畴内部存在典型原型（中心）和非典型原型（边缘）的区别，后者和前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并且还会出现二者地位倒转的情况。由于原型范畴总处于流变之中，因此，我们很难准确把握立法当时立法者心目中所设想的典型原型，从而无法探究真实的立法原意。即便是学者认定的“立法原意”，也是解释者解读出来的文本意义，是被建构出来的“立法原意”。[6]

　　其次，从认知的角度证明了立法原意在理解、解释刑法的过程中很难起到作用。由于作为原型范畴的刑法概念自身具有模糊性和变动性，以及解释者在理解、解释刑法时，必然会根据当下情况，基于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及其结构（认知心理学所谓之“图式”或者哲学解释学所谓之“前见”）来探寻刑法文本的可能意义，因此，解释者就不是文本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解读者，整个解释过程也必然带有浓厚的个人性、历史性，从而，解释就“必然是”一个因应解释者当下语境的客观解释过程。[7] 也就是说，刑法解释必然要因应社会发展，不能受制于藏身在过去的立法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