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将所有逃跑行为都认定为“逃逸”

徐清

　　“逃逸”是认定交通肇事的关键。实践中，司法机关普遍认为，只要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逃跑了，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原因，都是“逃避法律追究”，从而将其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而加重处罚。笔者认为，“逃逸”应当是客观上肇事后不履行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等法定义务，主观上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主客观行为的统一。不加区分地将肇事后所有的逃跑行为一概认定为“逃逸”，影响刑法的权威与适用效果，既不能让被告人信服，也不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主要理由如下：

　　一、刑法设立加重情节“逃逸”的目的在于对既有法益损害的控制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是一个以公共安全为法益考量的犯罪，由于“逃逸”时交通肇事对法益的侵害已经完成，因此，只有在“逃逸”能够对基本行为所指向的法益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才可成立。从这一意义上说，“逃逸”这一规范并不是对可能产生的新的风险的归责，而是对既有的法益损害的控制，即在法益损害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控制其扩大。“逃逸”保护的法益一是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法益。交通运输关系着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交通事故一旦发生，被害人生命安全将处于危险状态。而作为造成这一危险状态的肇事者，只要他还有行动的能力和自由，抢救伤者就是他的首要义务，特别是在没有其他救助者在场的场合，这种义务就愈发重要和突出。因此，“逃逸”规则欲保护的核心法益应当是伤者的利益，以确保交通事故中伤者之生命、身体法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拯救。二是公共交通中其他不特定人的法益。由于道路交通处于一个开放的空间，为了防止损害的扩大，肇事者必须保护现场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防止因没有保护现场、没有设立警示标识而发生新的交通事故，使公共安全受到更大的损害。

　　二、有效防止法益损害扩大的逃跑不是“逃逸”

　　刑法设立“逃逸”的目的是防止法益损害进一步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因此“逃逸”的本质是一种不作为，即客观上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主观方面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有效防止法益损害扩大后逃跑，则不应认定为“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