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研究中的学与术

喻中

　　“不学无术”在梁启超看来，它强调了学与术的区别。但在我看来，它还可以衍生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不学则无术。没有深厚的法律之学，哪有可行的法律之术？确实应当强调“学以致用”，但是，“致用”的前提是“学”，倘若不学，既无术，亦无用。

　　　　　　　　　　　　　 ——喻中

　　距今刚好100周年的1911年，时值辛亥，梁启超写下了一篇题为“学与术”的短文，文中提到，“不学无术”源出于《汉书·霍光传》，本来是用来评价霍光的，但却可以视为“学”与“术”对举的肇始。梁启超认为，学与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此疾病，则医疗术也。”梁启超还引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

　　梁启超对学与术的区分，尤其是他对两者关系的界定，对于我们的法律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也很有针对性。因为，从指向上看，当前的法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它们分别对应于法律之学与法律之术。基础研究着眼于法律的基础理论或基本原理，旨在深化“法律之学”；应用研究侧重于提出具体的法律对策，或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旨在开发“法律之术”。但是，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无论是法律之学还是法律之术，都存在着与对方割裂的倾向。

　　一方面，见之于当前的法学论著中的某些基础研究，离现实过于遥远，甚至看不到它们与实践之间的联结点。这种现象，在一些青年学者或青年学子的作品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们往往被来自异域的某种新辞异说所吸引，但又不顾及这些新辞异说得以生长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实践背景。虽然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去解释这些新辞异说，但是，这样的基础研究实在不足以充当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甚至在引介新知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他们引介的，并非有生命力的、系统的新知，而是西方文明躯体上的一片碎屑，顶多只有保存起来作为标本的意义——甚至，能否制作成为标本，我都很怀疑。因为，经过翻译或第二次转译(譬如，原文是德语，初次被译为英语，然后再由英语译为汉语)之后，原文试图传达的意义，特别是言外之意，恐怕已经丢失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