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民族国家建设尚在进行之中，却又遭遇了全球化进程中对国家本身地位的侵蚀，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遭遇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外部的挑战是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内部挑战是认同的多样性和民族自决权的异化。艾利（Eley）与珊妮（Suny）在《成为国家》中强调，“大部分成功的民族主义假设了先前一些领土性、语言的或文化的社区，为知识分子的民族计划提供了原料。但是这些先前的社区不能被‘自然化’，好像它们一直都是基本的存在，或者说它们预先框架了未来的历史……文化更常不是人们所已经共享的，而是他们选择为之奋战的”。{7}
我国部分民族地区活跃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其能产生和活动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狭隘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在于没有能走出狭隘的本民族认同，发展出一套与民族国家建设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化和公民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形成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公民权认同，从公民权的角度切入进行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有助于从个体这一政治活动主体层面实现政治社会化，使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从根本上走向有序整合。
二、公民权—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新视野
终究而言，一个民族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位”{8}文化是区别各民族之间最为重要的指标，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必须建构一种能够立足而又超越各民族的认同体系。民族文化具有多元复合和形态生动的特点，民族认同表现出层次的丰富性，即费孝通先生定义的“对中华民族的高层次认同”和“对本民族的低层次认同”。然而由于民族地区存在着自然隔离、经济隔离、社会隔离和文化隔离，在社会结构方面，社会各单元、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统一性，联系极为松散，社会整合程度低，呈“板块式”结构，共同的地域，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和宗教，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经常发生，极大地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因此，调适各民族之间文化和宗教冲突，是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关键。{9}传统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正在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只强调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整合为主、辅之以意识形态整合的单维政治整合机制已不能胜任当前的形式。
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这一高层次认同的内涵已经大为丰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提升，特别是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以后对于国家认同的提升和丰富，使得公民权这一新的整合单元日益为大众所接受。实际上，公民权本身在西方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正如特纳（Bryan S. Turner）所指出的那样，“公民资格实质上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即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社会政治结果……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资格是封建与奴隶社会衰亡的后果，因此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直接关联。用更具社会学性质的术语来说，公民资格既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也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10}既然现代公民资格的生成一直与现代民族国家、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那么现代政治基本任务也就转变为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国家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加强国家权力、国家统一和文化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