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梁漱溟对于宪政问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认宪政为救急仙方，今则知其为最后成果了”，“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8] 甚至认为“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所谓宪法大抵为一新政治构造之表见。政治构造依于社会构造为其一层一面。果其有宪法之成功也，则是中国新社会之构造，已大体形成。”“制宪非急务，果有心乎制宪，且先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即“养成新生活习惯，新礼俗，以建立中国新社会的组织构造”，等等。[9]

　　曾经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48年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世界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1904-1979）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是与纸面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有区别的。前者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或宪法的抽象原则在实际政治上的具体化，可谓“在实际政治上已发生作用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in Action）“；后者只是一些与实际政治尚未发生关系的抽象原则的总称，可谓”书本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in Books）。前者是”活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al Law）；后者是”死宪法“（Dead Constitutional Law）。我们实施宪政，不仅要确立一套抽象的宪法原则，并且还要设法使这一套抽象的宪法原则由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由书本上的东西变成在实际政治上发生作用的东西。所以”宪政的重心，不在宪法的本身，而在使宪法原则发生实际作用的方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