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而多元的台湾法：外来法的在地化

王泰升

　　一、从台湾主体观出发

　　（一）从今之总统府的「日」字建筑说起

　　当一般人从高空或从邻近的高楼，来看现今的总统府，可发现整栋建筑物呈现一个「日」字，有别于过去印在钞票上、从地平面（从今之凯达格兰大道）所看到的威严模样。其实，建筑物本身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人们的视角。笔者曾经以高空下日字形总统府作为封面，表示一旦采取了以往被忽略的台湾人民观点，自然就可以看到某些少为人知、但原本就存在的日治时期法律改革。[1]

　　在此，亦以这栋由外来的日本殖民者所建的台湾总督府，于今犹以具有西方建筑色彩之姿而矗立着的总统府，作为一个起头。观察台湾以其夹处大洋与大陆之间，在海权与陆权的权力角逐下，如何成为法律的大熔炉，经由多个外来法的在地化，形塑出当今具有多元内涵的台湾法。而当韩国人将同样有日字形、同样有威严状的原朝鲜总督府，予以拆除重建时，正好让我们有机会省思如何面对「外来」的遗留，按有形的建筑易拆，无形的文化观念才是真正的挑战。

　　（二）看不见「台湾」的法学教育

　　台湾在地的法律人，对于台湾法的由来及其法社会实况，一直是相当陌生的。当今在台湾念法律的莘莘学子，多数人所知者，仅是中华民国法制，以及「西方先进国家」的法学理论或法制。按长期以来，台湾整个法学教育并不以台湾的人、事、地、物，作为主要的关怀对象，虽然教的人、学的人都住在台湾，将来要发挥所学的地方也是台湾。正是这样的视角，决定了法学知识的图像。

　　此一视角，由来于1945年二次大战后由当时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军事接管台湾，开始在台湾施行民国时代中国（1912-1949）的法制。按战后在台湾大学所开办的法律系，虽接收日治时期台北帝大文政学部政学科法学藏书，但讲述的对象改为当时的中国法，亦即中华民国法制，且开办初期多数教授系来自中国大陆，其带进民国时代中国的法学教育传统。[2]其后不论是新设的如中兴法商学院，或以复校为名如政治大学、东吴大学等法律系，均是如此。

　　在中华民国法制中，台湾仅是「中国三十五省之一」，即令有省单行法规亦不可违反中央法规，所以法律系学生只须研读属于中央法规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即可，不必关心作为「一省」的台湾。单就法规范本身而言，这些宪法、民刑事法律，是仿效自西方的法规范，所以，不论是为了追溯某项法规范的由来，或为了了解某项法规范的内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出作为「母带」的西方法规范及其法学理论。此一思考路径，忽略了将适用这些宪法和民刑事法律的台湾社会，与该「母带」所由生的西方社会是否相同？仅仅在乎台湾的「子带」所发出的声音，与母带是否一致。

　　仍有某些法学者，注意到法规范将适用的社会，但其所理解的是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例子是，1956年台大法律系王伯琦教授所发表的《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其认为若企求已全套采用西洋最新立法例的中华民国法典，在中国社会里能实际上被遵行，必须拉近现行西式法制与传统中国观念之间的距离。[3]这个观点，也影响了某些在台湾社会成长的年轻学子。[4]诚然台湾社会相当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详见后述），但台湾亦有一段是属于外省族群的王伯琦教授所不知道、于书中不曾提及的西式法制与传统中国观念冲突与调适的经验：日本统治的五十年。

　　在法学界，并非没人知道这段有别于中国的台湾经验，[5]只是「台湾」一词上不了学术界的台面。同时期亦在台大法律系任教、属于具有日治经验之本省族群的戴炎辉教授，1955年在《台湾省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的首几页，就曾表示：中国于清末始变法，当时台湾已改由日本统治，日本变法比中国早三十年，日本「据台后，于台湾亦悉依新制」。[6]但这段话，或者说这项知识，几乎不曾出现在法律系教材上。[7]若再深入了解戴炎辉教授的学术历程，可知其所拥有非常珍贵的史料，即收录十九世纪北台湾清朝地方衙门审案记录的＜淡新档案＞，且其所著《清代台湾之乡治》在国内外学界声望甚高。然而，台大法律系学生虽必修其所授「中国法制史」，但课堂上很少听到与台湾有关者，[8]更少有人知道这本《清代台湾之乡治》。[9]戴教授在台大法律学研究所的教学活动，包括所指导的硕士论文，都是以唐律、清律等传统中国律典与制度思想之研究为重心，没有使用淡新档案的作品，也未见从事台湾清治时期乡庄制度之研究。[10]这不是教师个人讲授意愿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容不太下「台湾」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