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元协调式法律改革思维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法学界先前经常讨论的所谓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问题。

　　苏力教授的《秋菊的困惑与山杠爷的悲剧》一文{4}（P23）在法学界曾引发起一场关于“民间法”问题的研究热潮。此种争论的政策焦点在于，是把存在于农村地区的传统习俗看作是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具有同样正当性的事物，进而认同其存在的合法性？还是把传统习俗看成是相对落后的、且应该最终被国家正式法律取代的事物。

　　其实，从纯客观的理论层面（相对于实践层面）看，苏力教授提出的“大写权利”与“小写权利”孰优孰劣问题，肯定是无解的，人们无法得出谁应该优于谁的问题。这容易使人们在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习俗之间出现困惑。

　　然而，一旦将此问题从纯粹的理论问题转化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实践问题，将此问题置于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进程来看，问题的解却是清晰而简单的—即假定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不变，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相应的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小写权利”总体上势必要让步于“大写权利”。

　　我们可以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Ray M. Northam于1979年提出的观点而绘制的“城市化曲线”看到，人们可以按照城市化的历史分期，把城市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大致具体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的关系问题：第一阶段，农业社会阶段（前城市化阶段），也可称为农业文明主导的法律时代。关于农业社会的法律，熟悉法律史教科书的人对此应该都不陌生。根据目前学界的共识，在前城市化阶段，即农业社会阶段，法律呈现出稳定性、保守性、地方性和崇尚神化了的自然秩序的倾向，村落与家庭共同体的价值居于个人价值之上，不同形式的家长权威得到正式法律制度的认可和维护，非正式规则的调整占主导地位。在此阶段，城市作为正式制度的维护中心和商贸中心，反映其特色的法律及价值不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的法律是农业取向的。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城市化阶段），即工业文明或城市文明趋于主导的法律时代。以工业化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自身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方向引发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导致了环境、公共资源及秩序的紧张和相关制度安排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也导致城市与乡村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从工业化初期乡村经济的衰落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反哺”农村，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及现代性秩序在农村的扎根。上述这些方面的法律与城市（城乡）的关系问题构成了近二百年来法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阶段，即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城市化水平近接极限，城市价值取向的法律文明将覆盖全部的城市与乡村社会。{5}（P33）

　　由此，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问题的争论，在理论上就基本得出结论，随着传统农民（即“民间法”的主体）的“终结”，[9]传统“民间法”也必然面临终结的命运。其中，有三个具体结论：第一，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化进程呈正比关系；第二，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农村总人口的减少呈反比关系；第三，当农村人口降至社会总人口的一定比例时，农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可能会超过城市，即文化或专业技能不高的人可能在城市做工，但不可能在农村经营农业生产。在这样一个二元协调式的改革思路中，人们可以确定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解决的二元协调式的思路，即以城市化进程为变量，分阶段有步骤地用国家法改造、提升和吸收“民间法”，进而最终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问题。

　　同样，国家法与“民间法”争议的政策含义也逐渐明晰，即总体上以国家法吸收、改造“民间法”，尽量使“民间法”低痛苦地“终结”。

　　与一元直线式改革思路不同，二元协调式改革思路有助于促进改革的合理性论证与可行性论证的结合。这是其在知识层面上的优点。

　　然而，上述两种改革设计思路在知识层面上的优劣，与按照两类不同思路设计的改革方案的实践效果优劣之间，无必然联系。具体说，从实践效果看，虽然一元直线式的思路与二元协调式思路有很大不同，但它们的各自政策主张可能不一致，也可以相近。更重要的是，两者各自的最终实践效果既取决于具体改革思路设计的合理性，也取决于改革动机、改革意志与改革的具体社会条件。故此，知识层面的特点与依不同思路制定的改革方案的优劣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