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经历了两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震荡，第一次从“秋收起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次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天。而以最近广东乌坎村的“村民维权事件”为标志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转向正在拉开序幕。

　　中国的宗法制尽管在二十世纪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末期，但仍然具有顽强适应环境的自我修复及变异能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社会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满清统治者惊呼中国将发生“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不得不推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自保，终究难逃辛亥革命一劫，满清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却未能铲除培育皇权的土壤--宗法制及其观念。一旦时机适宜，宗法制及“君臣父子”的观念就会孵化出皇权的改良型品种。“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只是皇权重新登场的“预演”，新型皇权登场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思潮趁势而起，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联“党权国家”，经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专政”、“民主集中”等时髦话语的包装宣传，竟然被一些中国人误读为“天下为公”的“劳工的天堂”和“民主的典范”。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党权国家主义”，苏联的党权国家实际上是一种与“工农”和“民主”毫无关系的“国家奴隶制”。党权国家的真实含义是，党的领袖领导控制全党（“民主集中” ），党控制垄断全部国家权力（“党具有先进性，是人民唯一的代表者，只能由党代表人民掌权” ），国家占有垄断全部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国有制”、“计划经济” ）并实行全面专政（党代表人民，可以随时宣布任何人为“人民的敌人”而加以打击镇压），全体国民在国家的全面垄断、控制和专政下，沦为党权国家的奴隶，而国家（国家之上还有党，党之上还有领袖）则成为名符其实的奴隶主。

　　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一批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其中也包括像毛泽东这样带有浓厚帝王意识的洪秀全式的人物）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权国家主义，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屡经挫折之后，终于发现军阀割据的农村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渴望土地的农民是“共产”革命可以借重的生力军。更为重要的是，农村保留着原生态的宗法制，农民都是天生的“臣民”和“子民”，农民还是小生产者，由于害怕竞争，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具有天然抗拒的本能。这些都是可以用“阶级斗争”（“土地革命” ）话语激发农民“共产革命”的激情，引导农民抵御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现代文明，建立苏联党权国家制度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