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附属问题，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在民事诉讼中把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来对待，只审查其来源的真实性和形式的规范性，不审查其实质合法性。即，只要能证明作为证据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真实的来源以及具有符合法律要件的形式，那么从证据法的角度讲，该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了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而具有证明力，故而法院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就顺理成章。但是，具体行政行为虽具有效力先定性的特点，并说明具体行政行为都是合法有效的，一旦据以定案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法院的裁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二是当事人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民事庭与行政庭互不干涉“内政”，各自独自审理。但是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适用原则、证据制度以及审判程序上的诸多区别，导致裁判结果会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三是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待有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这虽然便于区分案件性质，较好地保证民事裁判的准确性，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对行政诉讼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不敢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造成当事人不敢诉讼而非不愿诉讼的结果。若就此而终止民事案件的审理，那么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该如何保护？四是回避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径行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裁判案件。其理由是，行政纠纷不属于民事主管范围，如果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即构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其实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可防止矛盾裁判的发生，但该种方案并没有使纠纷得到实际的解决，故也不足取。
针对以上种种弊端，为了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有学者提出了“直接移送制度”，[3]即先中止民事诉讼，由民事审判庭将本案涉及到的行政纠纷直接移送本院行政审判庭进行处理，待行政审判庭处理完毕后再由其依据行政裁判审理民事纠纷。当然“直接移送制度”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行政审判庭本来就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定机构，当民事诉讼中涉及有行政附属问题时，由行政审判庭对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既符合民事主管的规定，同时也可避免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并轨进行而出现矛盾判决的发生，另外对当事人来讲还可省去起诉程序之累赘。但是从诉权理论上分析，该设计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在当事人没有行使行政诉权的前提下，行政审判庭接受移送并进行审理，依据何在？因此，“直接移送制度”存在不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行政诉权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