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裁判权以其中立性活动而确立并保障着自身的权威 ，司法独立的特点相对突出，但行刑权完全依附于裁判权同样不符合权力运作的原理。 具体而言，在实体性行刑权运作的过程中，行刑权是裁判权的自然延伸，行刑的内容以 裁判确定的刑罚为核心；而进入程序性行刑权运作的阶段，行刑权又以积极的方式启动 裁判权的运行程序，比如监狱行使减刑、假释建议权，由法院根据受刑人的不同表现决 定刑罚内容或者执行方式的变化。所以，行刑权与裁判权均保持相对的独立是极为必要 的。然而，两者独立的内涵与程度又各不相同，裁判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并争得了独 立的地位，使之在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之外始终保持中立，而行刑权在独立于行政 权并脱胎于裁判权之后，仍应自发地向裁判权靠拢，从而形成以裁判权为核心的刑罚体 系与刑事司法机制。正如行刑一体化理论的立论根据中值得肯定的一点所主张的：只有 一个能够控制各类行刑权运作的权威性权力，才可能系统地确定行刑方案，及时对刑罚 的薄弱之处予以反馈，实现刑种之间、刑罚方式与非刑罚方式之间的联动，进而控制整 个刑事法的机制运行。毫无疑问，刑事裁判权正是这种权威性权力的最佳选择。

　　由此笔者认为，建构行刑权运行的理想模式，必须首先确立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权中的 核心地位，充分发挥裁判权对行刑权运作的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肯定现行行刑权运 作机制相当的合理性，保留现行的分散型行刑权配置基本格局，通过裁判权对行刑权运 行的良性涉问和有效调配，激活整个行刑局面。

　　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是法院体制的改革，二是审判制度改革，目的都是力 求实现司法独立最大化，而其核心则是突出裁判权的权威，确立裁判权在整个司法活动 中的主导地位，这客观上为裁判权向行刑权运行领域延伸提供了契机。而现行行刑权配 置基本格局的保留，最大可能地减小了行刑权重新配置对既定司法秩序的冲击，并能实 现有限司法资源的充分利用。另外，裁判权对行刑事务的涉问会促使法院对审判之后的 刑罚效应予以足够的关注，在量刑时除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 性之外，更为综合地考虑受刑人的个人状况和再社会化的可能等行刑需求，彻底改变法 官固有的量刑是本务而行刑是他务的观念，为高效行刑奠定基础。较之于建立徒有其形 的一体化行刑体系，上述选择显得更为可行，也更为符合建立以裁判权为核心的司法体 制这一现代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