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GATT/WTO体制中的结构调整与贸易政策
GATT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结构调整与贸易政策”工作组，提出未来开展相关工作的具体建议。GATT工作组于1981年和1983年两次提出报告，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7]但至今为止，GATT/WTO尚未专门针对结构调整制定贸易调整援助或产业调整援助规则，而是用过渡期、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政策措施条款加以代替。究其原因，主要是结构调整涉及成员方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及劳工市场政策等一系列国内公共政策，情况复杂，很难用“反歧视模式”[8]加以解决。更何况成员方实施补贴和国内支持等措施，往往借促进结构调整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只是希望维持生产，并没有真正促进生产要素转移。[9]在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保障措施议题上涉及到了结构调整问题，而且《保障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afeguards，AOS）序言提及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增加而非限制国际市场中竞争的必要性。[10]同时，《保障措施协定》第7条第2款和第7条第4款等明确规定在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可以延长有关措施，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环境。但是，GATT/WTO从来没有要求提交强制的产业调整计划（industry adjustment plan），这不利于保障措施之调整目标和功能的实现。[11]因此，有学者曾经建议GATT第19条的紧急保护必须附带一个动态的调整援助计划。[12]那么，为什么GATT第19条或《保障措施协定》中没有任何资助产业调整或促进结构调整的强制性条款，让保障措施既发挥贸易保护作用，又实现产业调整功能呢？也许，诚如著名WTO专家杰克逊所言，这种规定难以履行和实施。[13]从结构调整与贸易政策关系的角度看，除了《保障措施协定》之外，WTO还有了两个协定：其一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以下简称《SCM协定》）；其二是《农业协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AOA）。
三、WTO体制下美国TAA制度之合法性探析
由于WTO没有针对TAA的统一规则，而且美国TAA制度与上文提及的两个协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下文分别从《SCM协定》和《农业协定》角度，对三个TAA项目是否符合WTO规则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SCM协定》下工人与企业TAA项目的合法性考量
1.《SCM协定》与工人TAA项目
根据《SCM协定》第1条第1款的规定，一项补贴的构成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财政资助或存在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其二，由上述行为授予了某项利益。[14]为了缩小打击范围，《SCM协定》第2条引入“专向性”（specificity）标准，使具有“经济扭曲”效果的“专向性补贴”，而不是“非专向性补贴”或“普遍可获得性补贴”成为规制的对象，授权进口国可以采取反补贴税对其加以抵消。为此，《SCM协定》第2条建立了四种专向性标准，即法律专向性、事实专向性、区域专向性与推定专向性，将绝大多数的“专向性补贴”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15]然而，尽管四种专向性标准对“专向性补贴”的技术性筛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仍不足以摆脱全球补贴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局面。[16]因此，《SCM协定》在专向性标准基础之上对补贴进行分类规制，将补贴划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与不可诉补贴三种法定类型。[17]其中，不可诉补贴包括“非专向性补贴”和某些特定的“专向性补贴”两个部分，后者就是《SCM协定》第8条第2款规定的“专向性补贴”的三种例外，即研发补贴、地区扶贫补贴与环保补贴。[18]根据《SCM协定》第31条规定，第8条关于不可诉补贴的规定只适用5年，因此从2000年1月1日开始，上述三种例外的“专向性补贴”已经变成可诉性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