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律师”的存在？为什么在实践中无法消灭讼师？第一，中国人一向不喜欢口才便捷、好辩争胜之人。《尚书》“尧典”里说尧于晚年考虑其继承人之时，大臣放齐建议尧的儿子丹朱。尧说：“吁！嚣讼可乎！”邓析教人诉讼，能将是说成非，将非说成是。子产便将他杀了。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据说他还列述了寻常法律所不禁，而为君子所不得不诛的五种行为和心态。其中之一便是“言伪而辩”。因为当时名人少正卯竟然并有五者，所以孔子代理宰相之职方才七日，便将他杀了，并且举出了以前六个与少正卯同类，而受圣王贤相所诛之人（其中包括邓析），为自己诛少正卯之事辩护。这一类的故事传诵于后世，更使中国人厌恶好辩之人。

　　第二，律师出庭为当事人辩护，难免与司法者意见不合，似乎是对司法权威的挑衅，这是权威者难以忍受的。此事在中国尤其遭忌，因为中国以往的官员喜欢以“民之父母”自居，父母处理子女间的纠纷，当然不允许外人插手。由于这些观念，中国审判制度采取了由审理者主导的侦讯方式，摒弃了由当事人相互的抗争方式，所以不准许任何人代替当事人发言辩论。

　　但是诉讼是极为复杂、难以处理之事，须要精确地叙述事理，认定争点，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好的；何况在正常的情形下，呈词也需作成书面，即使是识字之人，也很难依照官颁的格式写成，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要请有写状经验的人去做。地方政府虽然任命了“代书”，但是人数不多，而且其才识也不高（清代只要求他们“识字、诚实”），不受一般涉讼之人信赖，所以“讼师”便应运而生了。他们知道官方的种种禁令，当然会保护自己，所以被拿获惩处的极少。但是因为官方的镇压，知识分子去做讼师的不多，从常见的资料来看，他们所有的法律知识很有限，其职业品德也不特别高尚。由于这些因素，不仅当事人得不到良好的法律服务，司法官员的工作也得不到法律专业的协助和监督。这是中国传统法制里的另一个弱点。但是我们不宜将它强调为中国法文化的一个特点。因为许多由司法官员主导侦审的国家，也不重视律师的工作，而且律师待价而沽，才识较高的，大多被财力较强的当事人雇用，竭力争取其利益，很容易导致不公平的后果。

　　诉讼应该自案发之地的基层司法机关开始，因为查证工作由它们去做最为便利、适宜。越级提起诉讼当然应该禁止，但是中国历史上常有上级官吏受理初审案件的例子，大多因为他们想博得爱民之誉。清代法律禁止这种“越诉”，但是又允许人民远赴京师向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京师卫戍司令部）提起重大刑案的控诉，甚至在若干条件下容忍人民向皇帝喊冤（“叩阍”、“迎车驾”）。为什么？禁止越诉是为了维持正常的司法程序；允许京控、叩阍是一种弥补正常程序之缺陷的非常的救急措施。收到这种控诉之后，受词官司通常都只将控诉人略加讯问，如其行为并未违反某些程序规定，就将他解送原籍，交由该管司法官司（在京为刑部，在地方为督抚）审理。该管官司接到了这类“钦交”或“部交”的案件，当然不敢怠慢，会尽速亲自或委派专员侦审。这正是京控或叩阍之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奔赴京师上控，大多就是因为在原籍司法官员没有从速审理之故。

　　至于司法程序的繁复，不仅表现在秋审、勾决等步骤上，自地方至省也有多层的审理、复核程序。这一点与司法机关的阶层制度有关，此外还牵涉到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所以要合起来探讨。

　　中国占代中央司法官员不多，主要是廷尉及其属吏。中央政府之下的郡、县，都各自直接管理所属地域的司法。后来中央司法官逐渐增多，到了清代不仅“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分管检举、审理和复核，许多其他官司，包括“九卿”（三法司加吏、户、礼、兵、工五部及通政使司）、大学士和满洲诸王也参与司法工作。地方司法官司则因历代行政阶层逐渐增加而重床叠架。到了清代，州县之上有府、道、“二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二院”（巡抚、总督）等级，所以一件平常的民事案件及答杖轻微刑案，虽然由州县审结，但是可以上诉到＿上司衙门；徒罪须由省级核定；死罪案件经州县审拟之后，必须经过府、道、司、院覆审定拟具题，由通政使司审阅其程序，内阁票拟，上呈御览。皇帝通常谕令“三法司核拟具题”，三法司拟后再经内阁票拟呈览，皇帝大多批“依议”，但也可下令其他官司参与核议。如议定为“立决”，经皇帝批准，由兵部行文原籍督抚执行；如拟“监候”，则须先经“省内秋审”，归入“情实”、“缓决”、“可矜”、“留养”等类，再经“京师秋审”，决定分类后“三覆奏”，请皇帝复核，最后择日勾决。是日皇帝素服升座，御史陈述案由，皇帝与大学士等再行复核所定实缓无误后才“予勾”，勾到者即行传旨原籍处决，未勾者仍予监禁，待下一次秋审。

　　为什么这么繁复？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土和人口逐渐增加，事务日益繁忙，政府组织也需扩大，阶层便一再添多。其二是政治权力的集中，一方面减少了地方官员的类别，加重了各级地方政府首长的职责（秦汉守牧、令长皆得自辟属吏，分管庶政、司法等事，其后官吏任命之权悉归中央，而且道、府、州、县不设司法专业官吏，以致各级首长皆一人而需兼管司法，是以州县审拟之后，须经层层覆审）；另一方面拆散了中央司法机构，削弱了其整体的权威（原归廷尉及其属吏的纠举、侦查、审理、复核等职权被分配给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等许多官司，使他们群龙无首，最后只能听命于君主一人）。其三是一个自晋代便确立的程序—中下级司法官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处理寻常案件；遇到疑难之案，交由朝廷大臣和君主去作政策性的决断。这种决断需要考虑到法律以上的规范、事理以外的人情以及整个社会的导向，不是一般注重于法律细节（“刀锥之末”）的小吏们能够做的；而君主与大臣（尤其是不谙法律的大臣）却能不受法律的拘束而高瞻远瞩，看清楚一个疑难案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然后作出一个决定。由于这些理由，中国传统的司法程序变得一十分繁复，而且在其最后一个阶段允许很多事先从未与闻司法的官员参加判决。

　　这样繁复的复核程序，确实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常常受人批评。清代人士就说审理机关阶层太多，反而让每层的工作流于形式。此说甚为中肯。西方人士特别指出最后几步程序显然是政治干预司法，其结果有害于法律的稳定性和司法的独立性。这一批评并不妥当，因为持此说者显然对中国法文化，甚至多数国家的法制不够了解。中国法文化认为法律并不是最高的规范。它并不周全，也不尽合乎情理，所以任何法律，尤其是涉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的政策导向的法律，都不是刚性不可变的，而必须随社会情势的变迁随时修正。这种修正是政策性的，向来皆由主导社会发展的政治人物—君主及大臣们—去做。他们的做法不限于制定新法；如果一个已经发生的行为依据高层的规范应该如何处理，他们便应该如何处理，不必拘泥于现有法条之有无。这种做法听来似乎有害于法律的稳定和司法的独立，其实许多国家的最高司法和立法机关遇到了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涉及社会发展的案件，大多也会这么做，只是在形式上有些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传统司法程序确实过于繁复，但是自有其法理依据，不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