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狄尔泰以来，以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精神世界受到重视。狄尔泰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强调不能忽视而应当解释人的主观意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人文科学。宪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因此，宪法学必然带有人文科学的特征。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认为宪法学应该采取纯粹人文科学的路径，但已有学者认为，“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繁荣的障碍，超越科学主义机械的分析方法，实现人文化的理论综合，是中国宪法学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25]与自然科学主要是“说明”世界不同，人文科学是“理解”世界；与自然科学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不同，人文科学要回答的是“应当是什么”，它包含着价值导向，不受制于因果律。{10}人文科学方法的引入，可以部分地解决前述科学主义及社会科学给宪法学带来的困惑，比如对宪法内在价值和伦理基础的“理解”以及对立宪者“偏见”的“理解”与克服等等。但是，人文科学并不能解决宪法学的所有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宪法学同法学一样，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三分体制中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36]13当然，也不能将宪法学（进而法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列，成为第四门“科学”。笔者曾尝试将宪法学分为宪法科学和宪法哲学两个部分，前者大体上可用确定性、客观性、可重复性、可检验性等来要求，其目标是寻找宪法在应用中的规律性，使宪法规范能够更加合理、科学地运用于实践；后者并不以揭示规律为己任，而是探究宪法的应然状态，构建宪法的价值和意义。{11}宪法科学可用自然科学方法即“说明”的方法来进行，而宪法哲学则只能由人文科学方法即“理解”的方法来进行。从宪法史看，宪法现象也存在着某些规律性，这可以通过社会科学方法来获得。还有一些内容如宪法的内在价值包括民主、正义、自由等等，我们只能是信仰，而不能研究。“只有大胆的信仰才能够到达那个境界；认识不能追随进入这些区域。”[37]243可见，宪法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方法对宪法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方能对宪法获得有效的认识。

　　在“搞宪法是搞科学”的观念指导下，我国宪法学长期以来注重以科学的方法（但却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宪法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规律，但却对宪法的精微技术（即宪法的具体适用技术）漠不关心，对宪法哲学意涵、宪法社会道德价值的“理解”更显肤浅。当今中国的宪法学亟须在两个方向获得突破：一是发展宪法的适用技术，二是强化宪法哲学研究。

　　三、“宪法是一个总章程”：宪法是法律还是仅仅是办事程序？

　　“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 [2]266

　　在此，毛泽东是将宪法看成是章程，而非法律。何为“章程”？《辞海》的解释是：1.“法规的一种名称”；2.“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的性质、纲领、任务、组织原则和机构、成员的权利义务等”；3.“企业或事业单位制定的属于业务性质的规章制度”；4.“泛指各种制度”。[38]4666《法学辞源》的解释是：1.“各种制度”；2.“组织规程或办事条例”。[39]1068《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书面写定的组织规程或办事条例”；2.“指方法”。[40]1585国内辞书未见将“章程”解释为宪法的。国外学者认为：章程是公法上的组织为完成其任务而制定的自己的法律规范。[41]105上述这些解释，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章程不是法律，更不是宪法。上述最接近于法律含义的解释是将“章程”解释为“法规的一种名称”。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等的规定，“章程”并不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之中。从历史角度看，章程的前身是规章。据学者考证，“规章”在我国早有使用，常与具体制度相联，称“规章制度”。规章在最初其含义跟今天的章程相同，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规则。在宪法和有关法律确定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有关政府可制定规章后，“规章”才成为我国法的一种表现形式。[42]195{12}现在使用的“章程”获得了在成为我国法的表现形式之前的“规章”的含义。其二，章程仅是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及政党的内部规则，而不适用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即便国外有学者将章程作为法律渊源，但也强调“章程调整的是（组织、机构等）内部的法律关系”，是该组织“自己的法律规范”。 [41]105

　　英文“constitution”一词的含义经历了从“章程”到“宪法”的演变历程。“constitution”最初就是指“章程”，其含义是：“一组规则，用来规定任一团体的结构和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团体包括俱乐部、协会、工会、政党及一国的公民。”[43]200-201这里“一国的公民”只意味着特殊“团体”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国家。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语世界的人开始将“constitution”与法人实体和政治实体联系起来。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constitution”一词才被用于国家的基本法令中。1727年伦敦出现了《英国宪法：或不列颠政府的基本形式》一书。[44]36但直到1758年，在埃梅里希·德·瓦特尔写下“一个国家的政体（constitution）是决定公共权威行使方式的根本性安排”的时候，“constitution”的意义才发生了重要转折，[44]28也即获得了宪法的意义。至此，“constitution”一词的含义完成了从“章程”到“宪法”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告诉我们，“constitution”在成为今天人们熟悉的“宪法”之前，它只是章程，既不具有法的约束力和法的普遍性，也没有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