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参考国外的立法例，并且考虑到我国区域差异性很大的实际情况（如此，可以理解为什么5月1日至今的首例免刑判决出现在新疆），以及与之前的醉酒标准衔接，危险驾驶罪之构成要件“醉酒”的量的要素“血液酒精含量值”，可以确定为一个幅度，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现在看来，通过立法解释解决这一问题似乎较为妥当）可以将醉酒解释为驾驶员血液中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含80～110毫克以上。这样一来，给司法人员—主要是警察和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合理地减少“诉累”，[8]以及相对减少“醉驾入刑”带来的弊端，如过多地挤占看守所本已十分紧张的空间资源、避免看守所内交叉感染、鼓励醉酒驾驶人员与执法警察对着干—不干白不干，等等。也就是说，驾驶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80至110毫克之间的，公安机关当然要一律立案处理，但是，如果属于初犯、认罪悔罪并且没有任何实际危害后果的，可以按照酒后驾驶予以行政处罚，而没有必要一律提请至检察机关起诉，而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也未必一定要起诉，而是可以做相对不诉，建议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醉酒驾驶人员在接受处理时谩骂、殴打、袭击执法警察的，或者拒不认罪、悔罪的，或者有一定危害后果的，以及属于再犯的，予以刑罚惩罚；血液中酒精含量100毫升达到110毫克以上的，则一律判处刑罚，严惩不贷。如此，法律规范和司法活动才能全面地塑造人们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既符合法理逻辑，又合乎国情、人情。“义愤填膺”式的执法和司法不是理性的。
“醉酒”之量，无论是解释为一个幅度，还是一个固定的数量点，因构成要件均得以量化和明确，都没有了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空间。但是，就法律规范实际效果而言，“点”与“幅”的差异是明显的。只有在将“醉酒”之量解释为“幅”而不是“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赋予公安、检察机关相对合理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醉酒达到80～110毫克／100毫升这一幅度的，刑法（实体上）是犯罪，不是“但书”所谓“不认为是犯罪”，否则，公安机关的立案、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诉，便没有了实体法上的根据；但是，公安机关不进一步地提请检察机关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做相对不诉，则意味着“犯罪”并没有在刑事诉讼法的意义上予以确认，醉酒驾驶行为人没有被宣告为有罪，这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醉驾入刑”第二个层面的规范含义是：醉驾应当判处刑罚，但是并非一律判处刑罚，可以根据其情节从轻、减轻以至免除刑罚；更重要的是，醉驾不必一律起诉，不必一律通过法院宣告其为犯罪并判处刑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醉酒驾驶不必一律入罪，不必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与《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