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持正当化理论的学者会有两种辩护策略，首先，他们会辩解说，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提高只能为“死刑案件”的正当性提供说明，而无须顾及“所有”刑事案件，其他非死刑案件自然有其他手段提供正当化机制。这种辩解是成立的，但是却有十分重要的条件限定。即国家的刑事司法体制必须已经在总体上为防止各类案件的错误判决进行了尽可能完善的程序设置，普通刑事案件也已根据其牵涉利益的重要程度进行了相应的当化设计，从而保障了所有类型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因而司法体制不会在死刑件诉讼程序得到特殊设计的场合出现正当性机。但是，这一前提在我国却是不成立的。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不论是在犯罪控制还是人权保障上都有着严重的缺陷，[6]刑事诉讼整正当性保障体制相当的不健全。证人不出庭，控辩不平等，法官庭外调查取证，法院任意变更指控罪名等等程序性缺陷在各种案件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在这种普通刑事案件和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正当性水平都很低的背景下单方面提高死刑案件的正当性，自然会加剧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对比，从而突显出后者的正当性危机。

　　另一种辩护可能是，即使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可能确实会引起普通刑事案件正当性的下降，但是总体而言，这种下降而带来的损失要小于死刑案件正当性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因而从总体上来讲，这仍然是一项可行的改革措施。但是，笔者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即由普通刑事案件正当性下降而产生的损失要远远大于避免死刑案件错误定罪所产生的正当化收益。在一个特定案件中，由死刑案件错误定罪而产生的危害可能要远远于在非死刑案件中正当性下降所带来的危害。但是，由于死刑案件相对来说较少，因而总体来说，由错误的死刑定罪产生的正当性的损害可能的确要比每年不计其数的非死刑案件所产生的正当性损害要小。

　　显然，总体而言，证明标准的提高其实带来的并非刑事司法体制整体正当性的提高，而仅仅是死刑案件正当性的提高。如果要用正当性理论解释证明标准的提高的话，我们就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可以置更多的其他普通刑事案件于不顾，仅仅着眼于死刑案件的正当性。但是目前为止，似乎学界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也未对此问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而只是匆忙得出了应该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结论。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将视线从理论层面上移开，而转向实践后果的话，就会发现，死刑证明标准的提高即使对死刑案件本身也会带来正当性的挑战。死刑证明标准的提高不但不会减少死刑的适用，相反，却会增加死刑的适用，使得更多达不到死刑证明标准的案件被判以死缓，从而给我国刑事司法体制蒙上一层更加难以忍受的不正当性。我国法院并非完全纯粹的司法机关，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机构，要承担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秩序的职责。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法院更加不愿意承担错误释放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所以他们在判决时必须考虑社会利益。而死刑证明标准提高后法官没有了以往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再加上我国并没有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区分，一旦不符合修改后的高定罪标准，被告人就应被宣告无罪立即释放。而法官根本不愿也不敢承担错误释放带来的巨大风险，往往在法外寻找途径缓解这一压力。在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上呈现出了和被告人利益导向的立法标准相背离的一面。“危险性”代替了经过证明的犯罪行为成了惩罚的对象，在被告人利益之上强加了社会利益的考量。因此，对于一些明明不具备定罪条件的案件判为死缓。这就使得以被告人利益为导向的证明标准设置和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证明标准实践出现了严重的悖反。等于在死刑判决上有了两种层次不同的证明标准，从而实质性地将死刑这一单一刑罚变成了“程序法”上的两种刑罚。这样，死缓事实上已然拥有了一种单独的证明标准，但是这种证明标准却游离于法律规定之外，既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适用的一般证明标准，又不同于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