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轴的“沟通”、“行为一致性”的联系不够坚实，如证据显示，有关企业只是偶尔一起聚餐或打个电话（不知道谈话内容），很难形成“沟通→行为一致性”证明结构，但是，在促进证据的辅助下可以证明行为是有意识的集体策略，进而推定该行为构成卡特尔。
根据证据涉及的内容不同——不论是促进卡特尔形成的证据，如高市场结构，还是促进卡特尔维持的证据，如实施内部监督措施——可以将促进证据分为直接促进证据和间接促进证据。直接促进证据是可以直接促成卡特尔的证据，间接促进证据是促进卡特尔形成的证据。
直接促进证据可以帮助推定行为一致构成卡特尔，其基本理由在于，维持卡特尔的“行为语言表露了其心思”。斯蒂格勒认为，每一个卡特尔都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有三个：首先，必须在讨论协议条件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因为如果没有沟通——像博弈论表述的那样，是非常难以促成卡特尔的，市场参与者有太多可能的行为选择；其次，卡特尔需要一个机制，以追踪成员的行动，确保每一个成员按规则行事；最后，需要一个对作弊行为处以罚款的机制，以阻止卡特尔成员背判。从一个侧面讲，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就是存在卡特尔的证明。因为维持卡特尔的方法和处罚机制得以运用的前提是卡特尔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据波斯纳(1970年)对反托拉斯案例的研究，至少6.2％的案例涉及信息交流，而4．3％的卡特尔有监督、罚金与审计措施。[9]维持机制和处罚机制因组织体规模的不同有多种方法供选择。就维持机制而言，建立卡特尔内部审查机构（甚至仲裁机构[10]）、使用最惠国待遇条款、设立触发价格警戒线、基点定价、共享信息等[11]。在这些方法中，有的可以直接促成固定价格，如设立内部审查机构、基点定价、信息共享；有的可以促进维持有浮动的低价，如使用最惠国待遇条款、设立触发价格警戒线。因前者具有直接固定的功能，如果存在这种证据，就可以推定企业间的价格行为构成协同型卡特尔；因后者只能促进维持有浮动低价，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辅助证明，则难以就此推定企业间的价格行为构成协同型卡特尔。由此，前种证据是直接促进证据，后种证据为间接促进证据。
就处罚机制而言，通过威慑或对违反共同行为的人施以集体惩罚，能达到维持卡特尔的效果。例如，要求卡特尔成员提供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有人背叛则没收该金额，再如对背叛人在原材料等方面实施联合抵制。处罚机制是以组织的存在为前提的，故可以将该机制的证据列为直接促进证据。
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水泥协会（Cement Institution）案[12]中，74家水泥制造商组成一个交易联合会，协会采用了一个多重基点定价体制。1936年，一些竞争者以每桶水泥3.2865854美元向新墨西哥的小镇tucumcari的美国工程师办公室（U.S. Engineer’s Office）提出报价。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这一体制（基点定价）促成了成员之间的固定价格协议，是一个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证据足以支持委员会的结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明示的固定价格协议，但有理由认为，罕见的统一价格结构产生于共谋：第一，这是一个集中的行业，这就意味着联合会的成员更容易共谋；第二，基点体制的创立似乎与各地水泥价格的均衡相一致；第三，协会不允许生产者出售离岸价格给购买者；第四，一些证据表明，联合会一方致力于惩罚不忠者。此外，法院还指出了行为人对以低于国内水泥（包括运费）的价格出售国外水泥的销售者实施了联合抵制，以及协会通过建立一个惩罚基点惩罚价格削减者的证据。[13]
可以看出，上述证据中，经济证据（行业集中）之于卡特尔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法院推定的基本依据是两个直接促进证据：基点定价和惩罚机制。
与直接促进证据相比较，间接促进证据对认定卡特尔只提供一个或然性的信息，如果没有其他证据难以依此得出存在卡特尔的结论。美国“Du Pont”案中的最惠惠国待遇条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Ethyl和Du Pont是两大含铅汽油供货商，1974年它们的产品市场份额分是33%和38%。另外还有占相对较小的两家供应商。联邦贸易委员会取得了供货商的下列间接证据：Du Pont提前30天提供价格上涨的通知；实施“最惠国待遇条款”——约束他们对每位顾客收取价格不得超过它向最惠顾客收取的价格。在行政程序中，联邦贸易委员会得出结论：四家lead-based汽油制造商的活动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第二巡回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在一个寡头垄断行业的商业行为被标记为第5条意义下的‘不公平’行为之前，一个最低标准要求，在缺乏一个默示协议的情况下，至少必须存在一些压迫性的标记，比如说（1）被指控的生产者一方的反竞争的意图或者目的，或者（2）行为缺乏独立的、合理的商业理由”。[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