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功能设计不严谨。“控权”应当是程序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如前所述，无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规定中的初查措施还是检察实践中使用的初查措施，对相对人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都具有权力属性。[8]可是，现行初查制度关于控权的设计欠严谨。从初查启动的决定看，虽然规定了在程序上应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没有规定初查启动的实体性条件；从初查结论决定看，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对初查后是否决定立案实施监督制约，但是规定中的监督属于同级别的本体内监督，同时也缺少必要的运行机制，严重影响了对初查结论监督的应然效果。
此外，程序制度还应具有权利救济功能，无救济则无公权力的授权和私权利的保障。对检察实践中容易发生的违法初查或滥用初查权侵害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现象，现行初查制度没有规定救济机制。
4.程序结构不完整。由于职务犯罪线索的复杂性和职务犯罪侦查规律的特殊性，检察实践中时常出现暂时中止初查的情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初查阶段法律文书也有初查中止和恢复初查的样本，但是《诉讼规则》及相关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对初查中止及初查中止后的恢复初查作出必要规定。
（三）配套制度之缺陷
获取被查对象的相关信息是初查阶段的首要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相关制度作保障，比如财产申报制度、限制大额现金交易制度、存款实名制度、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公安、审判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和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机构的信息快速传递制度等。这些制度有的尚未建立、有的不健全、有的运行效果不佳。
三、我国现行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反思
目前，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正在启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在热议之中，有关初查制度的立法已经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相关建议，比如徐静村教授主持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以下简称“徐稿”）[9]和陈光中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以下简称“陈稿”）。[10]“徐稿”、“陈稿”分别用四个、三个条文提出了规范包括职务犯罪在内的刑事犯罪线索初查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确立初查的法律地位必将产生积极影响，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关注上文中论述的程序制度之缺陷。[11]反思其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初查制度的构建没有全面树立法治理念、程序正当理念和制度功能理念。
（一）法治理念
何谓法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包含了三层涵义：一是要有法可依，这是强调法的形式正义；二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强调法律的实效；三是人们所服从的应当是良法，这是强调法的实质正义。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已经蕴含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统一的思想，故成为现代法治理念的重要历史源流之一。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在于治权，英国学者洛克指出“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限制”[12]，我国学者吴玉章也强调“法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对公共（政治）权力的限制或者控制。”[13]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是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目标。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同样强调，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其宗旨是既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14]
上文的论述表明：现行初查制度因《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初查程序而违背了“程序法定”的法治原则；《诉讼规则》规定具有权力属性的初查措施也违背了“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法治要求。
初查环节具有多阶段、多层次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在诸如是否启动初查，如何实施初查，初查后是否决定立案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初查基于所处办案阶段的特殊性，通常处在封闭状态下运行，并且具有单向性和单轨性，初查权的运行容易失去控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5]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方面通过法律将权力在国家主体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另一方面又通过法律设定严密、高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16]也就是说，一个法案在授权的同时必须作出限权的规定，然而现行初查制度对控权功能设置不严谨，学者们的建议稿也缺乏对控制初查运行的必要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