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情况说明的证明范围的现象。情况说明最初的证明范围仅仅限于侦查过程的程序性说明，但随着情况说明的普遍使用，其证实内容的范围从一般的程序性说明，扩大到案件的事实方面，[4]许多司法人员将其作为公文书证，人为提高其证据效力，也引发和助长了案件审理中唯“情况说明”为准的现象，不再注重其他证据的收集和采信，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单纯追求办案效率，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其次，情况说明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实践中有些情况说明中的叙述主体是侦查人员，例如关于抓获经过的情况说明，往往是由侦查人员将当时实际发生的事实，用书面文字表述出来，然后在下面盖上单位的印章，这样看来证明的主体就有两个，一个是侦查人员，另一个就是侦查机关。两个主体在同一份材料上证明一个事实，显然不符合法定的证据要求。因为在证据法理论上，证人是以自己的感官感知案情为前提来提供证言的，而单位作为组织虽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但不能像自然人那样以感官感知案情，因而此种情况说明并不能以加盖公章的形式作出。[5]
最后，将情况说明直接作为证据使用，难以体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可能助长司法腐败。在法庭举证阶段宣读情况说明，等于让本案的侦查人员为本案作证，等于承认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可以随意“制造”证明实体问题的书证，因此将情况说明作为书证使用，本身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同时实践中情况说明往往过于精炼，遗漏重要细节，案卷中往往也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容易产生误导，不利于全面收集、审查和适用证据，难以保证实体公正。且由于情况说明允许制作者以“说明”弥补案卷不足，也给司法腐败开了方便之门。[6]
二、情况说明的应然证据属性分析
（一）情况说明证据属性之争论
关于情况说明是不是证据，以及属于哪种证据，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司法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实践中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绝对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情况说明不能归入任何一种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仅仅是一种证据材料，而不是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7]
第二，相对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大多数情况说明仅仅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能成为刑事证据的情况证明大多数应归入证人证言，少数可归入视听资料；[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