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提到过，社会舆论和公安机关历来的思想教育，都是把民警作为“正义的化身”--“神”来要求和对待的。但同时，当前公安机关的很多具体管理方式是以“理性人”假设--“人”为基础的。这本身就导致了民警处境的悖论。笔者在与普通民警的交流中，发现破案率、破案指标与民警的奖金发放、职级晋升和荣誉评定是紧密联系的。破案、破大案、破疑难案、破系列案、快速破案，迅速攻破犯罪嫌疑人，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从而审破几十宗案件，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是一件很让领导欣赏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犯罪分子一旦落到自己手里都能迅速“搞定”，这也必然对自己的“光明前程”有很大的帮助。在佘祥林冤案中，当年侦破佘祥林“杀妻”案的办案人员，不少人因为“破案”有功，已经成为京山县政法机关的头头脑脑。[12]这样极为功利的管理考核方式和用人机制，导致办案人员的个人利益几乎和案件能否侦破紧密捆绑在一起。前面提到的“英模”也会刑讯逼供，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当前法律制度的设计，为民警能通过“刑讯逼供”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一是“如实回答”规定的导向。《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表明我国法律没有确认沉默权，而是期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案情。理论上，这有便于迅速查明案件真相，使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从诉讼中解脱出来，使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其认罪而得到从宽处理。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容易误导办案人员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取证或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认定有罪的主要手段的观念，使其偏重口供而不把力量放在通过改进技术和方法收集其他证据上，这就容易导致刑讯、折磨、疲劳战术等非法取证方法的使用。
二是毒树之果依然能够被采用。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进一步强调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完全确立，而事实上，如果讯问人员靠刑讯逼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的重要物证，案件由此告破，即使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可以排除，那些通过口供获得的物证（不问是否采取残忍的、违反人道的讯问方法）依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诉讼，作为定案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