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案件积压，法院超负荷运转

　　经过工业文明的陶冶和积累，现代社会已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科技的尖端化、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职业的精致化、商贸规则的国际化，使社会生活趋于多样化、快速化，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化，价值观趋于多元化。而这种社会情势的变迁，一方面使社会冲突与纠纷的数量骤然增加；另一方面则使纷争事件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同时，由于社会生活条件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国民的权利要求和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这又使案件纠纷的数量和类型本来就趋于急剧增长和多样化、复杂化的状况更加恶化。

　　（三）原裁判理念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需要

　　1.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修订以前，其实务运作上一直采并行审理主义，使法官受理之多数案件能在同一期日同时得以审理而不必等待。在案件不多且案情简单的年代，法官工作负荷不重，同时审理多数案件，并非难事，并且这也使当事人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裁判结果，也可以说便利当事人诉讼。但在现代社会，由于民事案件日渐增加，案情日趋复杂化，法官同时审理多数案件，对案情的记忆较易模糊，再加上当事人大多于辩论期日才提出书状，致法官往往无法在审理期日就案件作深入调查，而须一再更改期日，这不但造成诉讼程序浪费，也使当事人枉费许多劳力、时间及费用。再者，由于每一案件审理期日间隔时间的拉长，法官无法对案件同时获得完整的心证，最终导致对笔录记载内容的过于依赖，并使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审理主义功能衰退、空洞化。所以，为了弥补并行审理主义之缺失，一方面，必须要求当事人善尽其协力迅速进行诉讼之义务，促使当事人将所掌握之事实、证据及相关之诉讼资料，尽可能于诉讼程序前阶段提出，另一方面，也必须扩大法官阐明义务的范围，以便法官及当事人能及早了解案情并整理、确定及简化争点，以利于试行和解，或集中调查证据，使言词辩论集中而有效率，以促进审理集中化，贯彻直接审理主义及言词审理主义之精神，并发挥各个审级应有之功能，健全诉讼制度，进而提升裁判品质及司法公信力。[5]

　　2.社会生活条件变化导致裁判机能发生变化

　　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化，除了导致传统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外，另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造成大量现代型纠纷事件的出现。为了积极应对社会经济领域这种情势变迁，法律在两个方面作了相顺应的调整：一是民事实体法领域增多了空白法规、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二是在民事程序法领域，民事裁判的功能悄然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实体法中大量空白法规、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的增多，要求法官于案件审理时必须在立法者所授权的一定范围内，运用其裁量权，作成合目的性、具体妥当性的裁判，使法官经由裁判的作成扮演相当的政策性角色。其次是所谓现代型纠纷事件的发生及其妥当解决。对该纠纷事件的裁判一经作出，除了在各事件之当事人间具有解决纷争之机能外，更可发挥形成政策机能或波及效果。[6]

　　总之，近代裁判机能，其裁判对象为传统民事案件，运作审理方式为三段论，法院纯为解决纷争之机关，裁判为适用法律、宣示法律之所在。而现代裁判机能，由于出现现代型事件类型，裁判除有解纷机能外，还同时具有政策形成机能。[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