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约谈的对象过于严格。该办法规定，被约谈人“应当是其法定代表人。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由其主要负责人参加约谈”。“法定代表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约谈而需授权他人的，应当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被授权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按时参加约谈。”这一问题类似于要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要求被约谈人是法定代表人，这固然可以提高企业对约谈内容的重视程度，但却是不必要的手段。对于企业的某些具体行为，其法定代表人未必一一知情，未必是其中的专家或具体负责人员，即便到场，也未必能给监管部门以合理的解释说明。如此，也可能影响监管部门下一步措施的正确性。而且企业经营并不亚于政府管理，法定代表人可能业务繁忙而无暇他顾。正常情况下，只要企业在接到通知后，指派了某人应约谈话，即可实现约谈的目的。至于企业会不会无视或轻视约谈内容，怠于采取应有措施，则是不必要的担心。

　　企业是从事经营的市场主体，要对自己的行为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按照正常的管理流程，得到企业授权的人员在听取行政监管部门的意见之后，自当报告其法定代表人。如果这时法定代表人仍然拒不整改，那么即便是亲自到场约谈，也是无济于事。亲自应约谈话与派人应约谈话的效果是大致等同的。如此，行政机关何苦强人所难，非要其法定代表人到场不可呢？

　　第三，约谈的方式并不明确。《食品安全约谈办法》对于约谈方式并无规定，从其行文表述来看，似乎倾向于要求被约谈人按照指定时间、指定地点参加谈话，如果不能按照指定到场，则须提前申请批准。而且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被约谈的行政相对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按时参加约谈……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记入诚信档案；事后查明存在违法违规的，可以依法从重处理”。

　　这种约谈方式对于被约谈者的限制过大，宜按照约谈制度本应有的性质和功能去重新设计。既然是约谈，时间地点就应当可以“约”定，而不应纯粹由监管部门指定。毕竟这还只是处于行政调查阶段，充其量也只是处理决定前的告知督促阶段。而且，约谈制度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查明真相、发现原因、督促整改，只要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是否当面谈话都不是重点。其他诸如电话、视频等现代方式也并非不能考虑，相反，电话等方式更为快捷，更有助于及时查明原因、快速地采取应对措施。

　　第四，约谈程序尚可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约谈办法》主要是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规定了约谈的程序，对于保障被约谈者的正当程序权利仍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