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我们需要一定的立法数量，要求门类齐全、布局合理、互相协调，在各个领域都有法可依。但是，我们更需要高质量的环境立法。只有高质量的立法，才能为实现立法目的创造必要的条件。

　　高质量的环境立法要求有一定的管理和处罚力度，而不是一堆含糊不清的口号；高质量的环境立法要求法律中创设的各项制度设计合理，管理者和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高质量的环境立法要求法律的文字清晰、结构设计科学、各项制度便于执行和操作；高质量的环境立法要求法律之间的关系明确，而不是互相矛盾甚至冲突。

　　有些环境立法的质量就不够高。例如1995年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很难说是一部高质量的法律；很多地方和基层单位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没有写进去，简单修改的几个条款无法对严重的大气污染发挥遏制作用。而2000年再次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则是一部高质量的法律，其中建立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不仅对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推动制定和修改其他环境法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提高环境立法质量？笔者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机遇到来时，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要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例如在每年的两会召开之后，往往就是对环境保护认识比较统一之时。这时就要加快环境立法的步伐。关于节能减排的综合工作方案，就是在2006年两会召开之后由国务院抓住机遇制定出来的。再如水污染防治法的再次修改，也是抓住松花江发生污染事故的机遇，由有关机构推动出台的[12]。在此之前，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建议虽然提出多年，但由于认识不统一而迟迟没有及时提请审议。二是要有必要的经费和技术、人才做支持。例如循环经济法草案能够按时完成起草任务，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赠款，组织有关专家提供了理论支持。建议我国财政部门增加立法方面的经费支持。三是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首先要发挥公众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保证环境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其次环境立法必须保障公民在环境保护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我国立法机构在起草自然保护区法的草案时十分注重公众参与，特别强调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要与保护区内的原住民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保护区内的原住民赶出自然保护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十)正确处理改革的变动性和法律的稳定性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三十年，是改革的三十年。如何处理好环境立法中涉及的改革的变动性与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十分关注的又一个问题。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已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维护环境法律的稳定性，这是由法律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与一般的环境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相比，环境法律具有规范性、引导性、稳定性、强制性等特点，不能朝令夕改，要维护法律的极大权威性。环境法律的稳定性，关键在于立法的科学性、正确性，在于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总是不断地征求社会各界对立法方案的意见，进行反复研究和论证，每制定一部法律都经过几年的时间，有的法律甚至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起草任务。可见对草案的认真和慎重。

　　第二，环境法律的稳定性和与时俱进是在社会实践中统一起来的，在保持稳定中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稳定与改革是对立的统一。环境法律也是一样，具有稳定与变革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在社会实践中统一起来的。我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实践有了进步和发展，就要对环境法律作出相应的变革，及时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定。改革开放30年来，在我国已经制定的28部环境资源法律中，多数都进行了修改。如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了两次，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了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了三次[13]。每次修改，都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三，修改环境法律，遵循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式？总结我国立法的工作经验，大体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二是只修改那些妨碍环保事业发展的条款；三是通过环境法律的修改，进一步增强法律的权威性。

　　以上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所取得历史经验，共十个方面。实际上远远不止这十条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最主要的经验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立法道路，这是最根本的经验。中国特色的环境立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加强环境立法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又不断通过环境保护推进我国的社会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