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谎仪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并协助办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机关经过审批程序也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术侦查为何边缘化

　　许多“技术侦察手段”在贪官外逃等案为什么会“失灵”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它们多限于国家安全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上述“技术侦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权保障考虑，要求办案机关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初查阶段不得适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及涉及财产权的强制性措施。其次，对于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基本上处于一种“商请”、“借用”的状态，并主要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规范不详尽的情况下，它们担心一旦在执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许多检察官认为：“与其惹来一身麻烦，不如不用。”

　　严重依赖口供的无奈和弊端

　　对于办案人员而言，技术侦查边缘化，“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桌办案”，确是满腹无奈和心酸。当前许多犯罪都呈现隐蔽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甚至国际化趋势。类似四川移动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样，由于缺乏技术侦查，办案机关很难发现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实物证据，也很难发现其出逃的“计谋”和“路线”等。有检察官称：“有时只能看着贪官所乘坐的飞机在头上飞过去……”

　　侦查盗用网络信息的“网络钓鱼”这类犯罪，尤其是跨国情形的，没有先进的技术侦查，很难收集到相关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奚玮研究员认为，对于缺乏证据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侦查机关来说，不敢用、不能用技术侦查无疑是一个制度“瓶颈”，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办案或者寻求其他机关协助。

　　在专家建议稿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主张，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强其程序控制从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追诉机关更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术侦查是“双刃剑”：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权利的“灾难”。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们可能会严重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乃至尊严。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都有刑事诉讼法专门章节或特别法案规定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用来打击一些重大、复杂犯罪，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关键要坚持四个法制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