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效抗制仇恨犯罪的刑法措施，首先应当在“法内”寻找，发挥现行刑事立法、司法的作用，关注案件背后仇恨因素的消除和预防；慎重对待、合理处置，以防冲突升级，防止仇恨在深度和广度上蔓延。在社会转型期，新旧社会问题交汇，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增长已是不可遏制，然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应该已经具备了维稳功能。因此，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媒体和其他部门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各司其职，增强各部门自身的公信力，想必问题会容易解决一些，维稳成本应当会低一些[8]。而这应当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司法部门，应当理解、积极帮助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人，给予合法救济，正视那些寻求公平正义的人，而不是一概斥之为“法闹”、“刁民”，甚至将帮助这些人维权的律师也当成对手、敌人。一些非理性方式的表达，往往与当事人没有合法的救济途径有关。当举报、控告、申诉、上诉等法律渠道屡屡失灵时，一些人的最后选择便是“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7}，行为走向极端。如果政府时常进行“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反而削弱了立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也会使得一部分人置现有法律于不顾，寻求特殊对待。

　　其实，看似冲突激烈、矛盾很难调和的仇恨犯罪，如果追根溯源，许多本来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如果及时、妥善处理本不至于此。例如，2008年以来，我国“涉农”敏感性案件增多，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征地补偿费分配等纠纷案件，大都事关民生，社会关注度高，处理不好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稳定。而一些群体性诉讼充满利益冲突的聚合性，若处理不好，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演变成群体性暴力事件{8}。如果其中有人涉嫌犯罪，当然要依照刑法等法律进行处理，但同时也要考虑其起因上的复杂性，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实现刑事法律的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的有机结合。

　　（二）刑事法以外的抗制措施

　　针对仇恨犯罪，刑事法以外的抗制措施虽然见效慢，却更加能够“治本”，从长远来看，其成本较刑事处罚低。这些措施包括但是不限于：

　　1.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解决好信息公开与保密制度的关系。仇恨犯罪首先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一些行为人之所以对政府、社会、他人有不满、怨气、仇恨，主要是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是出于误解。如果政府的规定、具体决策过程、参与者及其执行情况能够让公众及时了解、掌握，做到应有的透明，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公正、公平目标的实现，即使有问题，也容易发现和解决。大量的仇恨犯罪事实证明，“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是最容易被“忽悠”“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