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不当暂予监外执行的异常情况，不论是因为权力腐败所致，还是源于管理工作的责任心不到位，其后果都是一样，即本应在监狱服刑的罪犯，逃避了刑罚的实际执行。其社会危害是破坏了刑罚的公平与公正，严重侵蚀《刑法》的权威与尊严。

　　三、程序立法粗疏：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缺陷

　　不可否认，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实施中的违规现象是人为所致，但制度本身对人的本性本质估计不足、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则给了相关人员以可乘之机。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监狱法》明确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审批程序，《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也细化了罪犯保外就医的执行方式和病伤残范围，但是，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缺陷依然清晰可见。

　　其一，病残鉴定行为缺乏有效监督与制约。《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第3款规定，对于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此规定只是要求鉴定的医院应当具有相应资质，但医院受委托后如何组织鉴定、实施鉴定的医生应当具备何种条件、鉴定人有何权利和义务、鉴定的过程如何监督、出具虚假鉴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部于2000年8月发布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其内容只是调整“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人”的司法鉴定活动。实践中，罪犯患有何种疾病或残疾、病残至何种程度、生活是否真正难以自理等病残原因及其特征的判断，仅凭医生的一纸诊断证明（注：附化验单、照片等有关病历档案等）或医嘱建议即可。鉴定过程的封闭性与随意性，自然给权钱交易带来便利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收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12条规定；“保外就医罪犯病情基本好转的，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收监执行。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尚未好转的，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提出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劳改局批准，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以延长半年至一年。”其中的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应由哪个机关负责组织鉴定以及何时进行鉴定。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精神，家居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罪犯回原住地保外就医的，由当地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其病残是否好转。如果只是由罪犯本人或其家属自行去找相关医生进行诊断，进行虚假鉴定的机会就更大。

　　其二，取保人的责任未能真正落实。按照《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7条的规定，为罪犯办理保外就医，应当提供取保人。该条文还要求：“取保人应当具备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取保人资格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字或盖章。”至于“取保人”应当具备什么资格条件、在罪犯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承担哪些义务、没有尽到管束和教育义务时应当负何种法律责任等，均没有进一步规定。同时，如果没有提供“取保人”，罪犯能否被准许保外就医，也是语蔫不详。如此一来，即便有取保人，但他除了从监狱或其他监禁场所接罪犯出狱回家外，后续的监督义务也是基本落空。可以说，取保人的责任未能真正落实，也是造成保外就医罪犯脱管的一个外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