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需要适度修订与补充政协章程的若干具体内容。不过，作为“委员”与“非委员”两种参与主体的界线依然存在。前者有权利作为政协的组成人员参加政协的正式会议。而后者无此权利，他们将运用其他机制进入政协制度渠道。据此，政协制度的“精英化”特点也依然保持，只是它与“人民性”本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说，政协现有的组织属性也依然不变。它还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由于在原有“精英民主”基础上添加了“大众（草根）民主”的元素，其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之内涵会更加丰富。

　　那么，非政协委员的精英及公民大众可以运用哪些机制进入政协制度渠道，开展政治参与呢？这需要细化我们的思路。

　　三、“非委员”进入政协制度渠道的具体机制

　　本人考虑，可否先建立这样两种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机制：一是，民众提议机制。这里使用“民众”　（或“大众”）概念，其实包括非政协委员的精英与大众两部分。为了区别于政协委员的“提案”，这里使用“提议”概念，主要用于反映公益性意见（批评或建议）。举个例子，我们一位毕业多年的研究生，长期关注流浪猫狗的保护和管理问题，并着手筹建这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基金会）。她曾抱怨无处去登记，因为没有可挂靠的上级单位。显然，这涉及到社会自组织的监管政策。如果她能通过“大众提议机制”反映到政协，那就是一位“非委员”（精英或大众）进入政协制度渠道，进行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政治体系）决策”。

　　二是，民众（大众）诉说机制。这里的“民众”（大众）也包括非政协委员的精英与大众两部分。这一机制主要用于维护自身权益。众所周知，现在为维权而信访的人们大多涌向党政部门，从而给这些部门造成了重大的压力。政协能否以“民众诉说机制”来分担这类压力？须知，维权型“诉说”（信访）有的也涉及到政策的调整，有的则事关政策的落实，都在不同程度上“旨在影响政府（政治体系）决策（调整或落实）”，因此，也属于政治参与。

　　上述两种机制的具体运用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可通过政协网站上设立的专门栏目或窗口，也可以通过传统书信，还可来到政协专设的接待室，或者通过本界别的政协委员将“提议”、“诉说”转入政协。后一种方式与政协委员联系本界别其他精英及大众是有区别的，那是非委员主动找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