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第26条将指示交付限定于“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的场合，作茧自缚，使一些本应通过指示交付来解决动产物权变动的问题却无法如愿，只得先由转让人从占有动产的第三人之处收回，再交给受让人，徒增周折和成本。此其不足之一。如果删除《物权法》第26条关于“依法占有”的限定，就会使局面改观，使如下的问题可通过指示交付得到解决：(1)转让人非间接占有人时，可让与其基于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而生的返还请求权。这种返还请求权的让与，与占有的移转无关。于此场合，所让与的也不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是受让人因取得所有权，而得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2)第三人对标的物的占有原有本权，但其后本权不复存在，导致第三人无权占有标的物，例如，第三人作为借用人占有借用物，其后借用合同终止，变为无权占有。在这些情况下，物权人将此类标的物出卖与他人，因不符合《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必须发生在“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的要求，故只得先由转让人从占有动产的第三人之处收回，再交给受让人，影响交易的迅捷与简便。如果删除“依法占有”的限定，允许采取指示交付的方式，问题将可得到有效解决。《物权法》第26条将指示交付限定于“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的不足之二表现在：无法使受让人于让与合同生效不久就可取得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因为此时第三人对该标的物仍处于有权占有的状态。

　　解决《物权法》第26条规定的不足，在解释论上，应尽最大限度地限缩其中所言“法”的范围，将若干第三人无权占有的情形视为“依法”，而不作为“违法”对待。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物权法的司法解释时可大有作为。站在立法论的立场上，未来修改《物权法》时，应将《物权法》第26条中的“依法”二字删除。

　　还需指出，让与的返还请求权若为债权的返还请求权，按照《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的规定，需要通知债务人，否则，让与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让与的若为物权的返还请求权，是否需要通知第三人(占有动产之人)，法律未作规定，宜类推适用《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的规定。[3]

　　四、关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诸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交付不仅为动产所有权移转的生效要件，而且应是一切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就是说，《物权法》第23条的规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统领各种类型的动产物权的变动，仅有极个别的情形例外。例如，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交付质物是动产质权的设立要件(第212条)，交付权利凭证是以不记名仓单等为标的物的质权设立的要件(第224条)。提单的交付等同于货物的交付，实现货物所有权的移转。提单的转让不仅转让单证本身，同时转让提单所代表的权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