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在顶替被害人进行“复仇”时，历经冗长的程序不说，作为复仇手段的刑罚越来越节制和趋于和缓。一般而言，“惩罚越来越有节制。人们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触碰身体，而是触碰身体以外的东西。”[9](P11)以死刑为例，福柯接着说道“断头机也是在几乎不触及人的肉体的情况下夺走人的生命。其目的就是对一个拥有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司法对象行使法律，而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觉的肉体行使法律。”[9]（P14）于是，“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9](P17)被害人因攻击受到的生物性损害，在节制和缓的司法中，无法通过对等的方式对加害人施以最低是同样程度的痛苦。酷刑的取消，使得被害人在司法程序内获得复仇快感的唯一途径变成泡影。虽然犯罪行为被当成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损害，而不再被认为是对受害的个人及其亲属的损害，虽然公权力在极力维护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无视被害人的复仇意愿，但正如前文所述，在资本化的社会中，货币的作用被大大提高了。于是近现代社会被害人表达权的出口转向了以货币为载体的“求偿”。或许在统治者看来，货币不仅仅是商品社会的一般等价物，也成为了刑事诉讼的一般等价物，一端为被害人内心之痛疾，一端为万能之货币。

　　各国法律普遍给予了被害人求偿权。比如欧美国家建立了旨在满足被害人赔偿诉求的赔偿令制度。在英国，赔偿令被定性为一种刑罚方法，在美国，《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规定法院可以对罪犯判处作为独立刑罚的赔偿，或在法定刑之外加处赔偿。[10]（P4）在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被害人的求偿诉愿也往往一并处置。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表达权，被牢牢限制在了“求偿”的范围内，纵使有赔偿令、辩诉交易等制度为保障，在诉讼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下，特别当加害人或其他责任主体无力赔偿时，被害人的“表达权”往往成为白纸一张。于是此种情形下，刑事追诉程序虽然惩处了犯罪，维护了公共秩序，减少了其他社会成员蒙受侵害的潜在可能性，然而被害人的受损权利却依然未能获得有效保障。更为要紧的，是被害人表达权被空置之后的愤懑，极其容易引发其他的冲突甚至犯罪行为。

　　三、被害人表达权实现的可能进路

　　被害人表达权的历史脉络梳理，表明被害人表达权所蕴含的两种基本意愿：复仇与求偿。既然“表达权”已经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一项宪法权利，那么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表达权，也理所当然的应当提高到首要的基本权利的角度予以认识。我们依照罗尔斯的观点来说明被害人表达权的实现何以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