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所称的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的因果关系，事实关系很清楚，评价上也很容易。这是指，一条件在造成结果发生前，被后一条件中断，由后一条件独立地引发结果。例如：甲下毒杀乙，毒性尚未发作，丙枪杀乙。经验上，乙的死亡只与丙的枪击有关，与甲的下毒没有任何关联，所以甲成立杀人未遂罪；乙的死亡只能归责丙，丙成立杀人既遂罪。

　　有一种因果关系，学说称为累加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各以杀人之意，不约而同，先后在丙的饮食里下毒，两人所下的毒，本都剂量不足，但因缘凑巧却发生致命作用，丙因此死亡。这种因果关系，归责上略有困难。如果鉴识上可以确认，两人所下的毒剂量不足，那么被害人的死亡即是意外，丙的死亡不能归责甲乙两人，所以两人都是杀人未遂。一般人的评价也许相反，既然现实上发生死亡的结果，而且确实是下毒所引起的死亡，下毒的人怎能对于死亡结果不必负责？

　　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归责上略有困难。例如：刺破救护车的轮胎，伤员因为延误送医而死亡；又例如：有人溺水，救生员将要下水，被打昏，溺水者死亡；再例如：心脏病患者的唯一药方被藏匿，无药可用，所以死亡。如果救护车未被破坏，伤员及时送医，很可能不死；如果救生员不被打昏，溺水者极可能获救；如果救命药方不被藏匿，患者极可能不死。阻碍救难，对于因果流程有自然法则上的支配作用。这种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阻扰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关键性条件，所以阻扰者必须被归责（如果以杀人之意而阻扰，为杀人既遂；如果无意杀人，则为过失致死）。

　　反常的因果历程，或偏离常轨的因果历程，是因果历程的发展超乎行为人的认识，也违反因果流程的常态。这种因果流程，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比较困难的是归责问题。例如：甲杀乙，乙在送医途中，因为救护车发生事故而死亡。又例如：甲持刀追杀乙，乙受伤奔逃，跌落深沟死亡。这种因果历程，环环相扣，与因果关系中断不同。反常的因果历程，以偏离常态的程度，粗略分为重大偏离或非重大的偏离。救护车发生事故属于重大的偏离，等于意外，死亡结果不能归咎杀人行为。被追杀而跌落深沟死亡，不是重大偏离，并非意外，所以追杀行动应该被归咎，成立杀人既遂罪。

　　对于反常因果历程的评价，相当因果关系说提供了足资参照的思考原则。1889年，德国逻辑家兼医学家冯·克里斯（von Kries）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一文中首创相当因果关系的概念。大要是：一行为有普遍的倾向，会导致结果的发生，此行为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由于偶然而引发结果的条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简单说，如果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一种意外，这种意外所出现的结果就不能归责于行为。以客观归责理论的用语，结果发生的相当条件，是指一个条件（行为）显著升高发生结果的可能性。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说与实务的通说。按照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意见（76台上字192号判例），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是指依经验法则，综合行为当时的一切情形，为客观的事后审查，认为在一般情形，有此环境、有此行为的同一条件，均可发生同一结果者，则该条件即为发生结果的相当条件。反之，若在一般情形，有此同一条件，而依客观审查，未必皆发生此结果者，则该条件与结果不相当，其行为与结果间即无相当因果关系”。[5]这个意见也用来限制加重结果犯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