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信”御诈。“信”指诚信，也是为政之道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主政惟有诚信，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诈。即如古人所解释说：“诚为无虚操，信为不愆期，言能忠诚信实者，则人皆爱矣。”[23](P·7)把诚信作为当政者的重要原则与为政品格，认为惟有讲诚信方能赢得天下人的拥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强调为政诚信的极端重要性。即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24](P·279)；为政诚信者：“为上易事，为下易知”[25](P·262)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也指出为政诚信的必要性。即：“信之为功大矣，”注云：“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有倾危也；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失慈孝也；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无恭友也；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不能久矣。”[26](P·250)把诚信与否，看作是关乎国家安危，家庭和睦，朋友交往的重要准则，不可或缺。同时也将诚信作为为政者抵御奸诈的有效手段与方法。
(4)以“和”御离。“和”指的是合和，或者和睦，也是为政之道的重要准则。“和”与“离”相对，是抵御分裂动乱的有效思想武器。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7](P·16)孔子把“和”视为推行礼义道德的最高目标，凡事都应以“和”为标准，“和”成为治世的准则，也是当权者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实现“和”必须以礼义道德相约束，追求形式上的“和谐”，只做表面文章，是不能实现“和”的真实境界的。
2.为政之德方面的内容
(1)以“清”御贪。“清”指清廉，是为政者必具的官德，也是防御贪腐发生的重要思想武器。正如武则天所说：“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期地与之财”；“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伤廉。知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人；”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23](P·7)因为：“吏能廉平，则患难远己，故为宝也。”[23](P·7)所以为政者必须懂得：“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越分故也；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惟其如此，“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23](P·7)武则天全面阐释了清廉之德于国于吏的重要指导意义，这不仅是她对以往官德建设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而且也是对贞观之治经验的抽象与升华，对后世的廉政建设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2)以“慎”御懈。“慎”指审慎或慎重，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官德之一。“慎”与“懈”相对，成为抵御荒嬉的有力思想武器。孔子阅尽春秋时期的历史沧桑，对为政以“慎”具有独到的见解。他曾说：为政慎者“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28](P·20)曾子作为孔子的门徒，非常重视“慎”在为政中的作用，他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7](P·13)并主张认真贯彻“慎”的思想原则：“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7](P·5)曾子每日三次反省，反复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尽责，是否慎重。这种审慎为人为事的精神，为后人所效仿，成为后世修炼思想品德的楷模。武则天在此前的思想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她说：“夫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而“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虽欲复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并指出为政荒嬉，言行不慎的危害：“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故言易洩者，召祸之媒；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她认为为政当谨慎，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谋者谋于未起”；“慎者慎于未成，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惟有“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反之，“为所非为，必致倾危。”[23](P·23)武则天通过深入细致的剖析，论证了为政审慎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遵行审慎原则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