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诉讼藏得哪了

潘佳

　　从几件小事谈起。不久前在金瑞林老师的追悼会上，身边老师们关于环境诉讼的讨论，于是想起了几年前吕忠梅代表在两会上的提议，建议公益诉讼的建立。据说，近几年的两会上收到的提案中总少不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影子。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实践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规定也有的将检察官纳入规范范畴。事实上，个人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环保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实践我们一直在期待。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建设性的批评不在少数。客观的评价，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时间都有了进步，如果和日本，美国比较，但就环境诉讼的案例就少得可怜，更别说公益诉讼了—

　　一个美国朋友，从北大法宝搜索，看到近三年的环境诉讼的数量后惊叹道，你们的环境纠纷这么少。我直接转移话题向他求教美国的环境诉讼问题—

　　前两天，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发短信，问问他们市那里去年有什么典型的环境诉讼案例。他的回答很淡定。有，只有一起，是我们市那里环保局长被打的案子—

　　数量问题出在哪了？如果你要归咎于环境诉讼的制度障碍，公益诉讼个体的制度障碍多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果你要说是司法的功能障碍，接不接招，执不执行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你要找环保部门说理，他也很尴尬，于是乎就找着替罪羊了，体制（政府）。似乎一切环境资源问题，包括环境纠纷的解决都是体制惹的祸，都是部门利益，权力边界，责任承担的矛盾。接下来，千篇一律的改革措施相继根基，什么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部门来管，来承担。反正纳税人的钱随便用，资源随便调配。改来改去，汤还是汤，药还是药。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我们习惯于拿美国，日本乃至我们实力相当的巴西，俄罗斯说事。看看他们的机构有多么精简，中央及国家部门数量是多么少。别忘了，再往下数一数，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不过是第一步他们迈的小点，我们大点罢了。终究还是要精简机构的，对于经意发动全身的但各部门改革，取其不变之道，设综合协调来协调姑且算作短期的妥协罢了，能源法迟迟不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并非否定体制的效果，只是这个东西谈多了我们容易束缚住，为什么一个通知了三十年的计划模式主宰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来，计划前就没问题了么。市场化革命的一切问题似乎都是前一个三十年的问题。如果毛主席活着的话他都不会承认吧。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法制运行的传统文化障碍。正如贺卫方老师所言，行政机关的作用没能分离精神教化，我们的所谓早已习惯于他们的熏染。文化障碍的讨论很多，大多归咎于制度外因素，人伦关系社群关系以及情理事理法理的能动运动。基于此，不少人拿出来办法对付传统文化的老毛病，什么新思想，新文化不绝于耳。官方听得也不少，他们真不知道么，是不屑于知道，也无所谓知道。从一定角度，迫于“体制”文化的惯性，寻求法外之道确实为一条良策。可问题终究是要落实在制度的，转化进体制的。抛开文化的视角，我们看看当前的环境纠纷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