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如果我国宪法只规定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那么它只能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而不能反过来制约人大；如果
宪法只规定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那么，它就可能与权力机关处于平行地位，就可能实现互相制约。而我国宪法的规定强调政府具有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双重属性，其中的行政性意味着政府有独立性，其中的执行性意味着政府对人大有从属性，综合二者来看，我们的政府其独立性比三权分立制下的政府要小，是略低于议事机关而不是与之平起平坐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独立性，也不是（至少不应是）对议会没有任何制约作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理论上过于强调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而忽略了它还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对“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解释通常只关注到其在政府系统内部的地位（“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而忽略了其权力性质（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使政府在理论上变成一个被动机械的执行工具，将政府功能完全等同于执行功能。同时在实践中，政府的行政性却是最大的，甚至大到排除其执行性的地步（不把人大的法律和决定当回事），已经不具有执行机关的特征而是完全独立于人大甚至超越人大。我们强调政府对人大的执行性（并由此连带出政府地位的从属性）往往只表现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实践中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脱离、法律和现实的脱离是理论被全社会耻笑、法律被广大群众嘲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国，在现阶段，强调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强调其要“依法”行政仍然应当是主调，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执行”的管理性较少，“行政”的内容主要是管理
作为“执行”机关，政府是在议会决定（包括立法等）之后才有对决定的执行，因此，决定是执行的前提，执行是决定的实现，决定是第一步，执行是第二步，没有决定就没有执行，议会作为（决定）政府就作为（执行），议会不作为政府也就不作为。如议会制定了《
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才能实施行政处罚，没有议会的《
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就实施行政处罚（包括根据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行政处罚条例实施行政处罚），严格说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政府的这种执行性使其呈现出相对的被动性，机械性，其中的管理性功能相对较少。
如果政府仅仅是议会的“执行”机关就未免太僵化了，政府同时还是“行政”机关，还有行政功能，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管理职能方面，[10]这种管理行为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却似乎是较为隐性的，法律未完全细化的（与“执行”性相比），但如果因此而忽略它的存在，则未免太低估政府的功能、太小瞧政府了。政府在很多方面可以发挥主动性、能动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需要，政府并非被动地、机械地执行议会的法律和决定，“行政权首先指执行、实施法律的权力，也指决策、管理的权力。”[11]有些行政行为，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非权力行政行为不完全是、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行”行为，而这类“行政行为的增大是现代行政的一个发展趋势”。[12]“德国实务界几乎一致的认为服务行政不必遵循严格的‘法律保留''，在无法律明白的规定下，亦可为行政服务，例如给予融资之处分等。”“政府为公民提供福祉，多做一件算一件，总是胜于少做一件服务，故不必严格依循’全面保留‘的原则。”[13]
（四）“执行”权的责任相对明确，“行政”权的责任相对模糊
执行行为被追究行政责任时往往是因为没有严格“依法办事”，如政府人员在执行法律时，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作为或不作为。而行政管理行为由于相对弹性，对其责任的追究也相对复杂，其中可能有行政责任，也可能有政治责任或道义责任。如政府人员在组织管理中效率不高，效果不佳，措施不到位，没有新点子，没有全力以赴，一般都很难追究其行政责任，大多只有道义责任，即使需要行政首长承担责任往往也是政治责任。[14]至于非行政责任的其它法律责任，如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虽然也是针对政府人员的违法行为，但一般不是针对“依法行政”的“法”，不是追究其执行和管理中的违反行政法的行为，而是追究其在执行和管理中违反
刑法、民法等行为的责任，
刑法、民法等不是行政人员“执行”的，但却是他们必须“遵守”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