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宪法的停止”（Verfassungssuspension），即“在一个或数个特定的个别的场合之下法律上的规定的效力的一时的停止”。换言之，在宪法规定之中，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成了其核心的那种政治上的基本决定，另一部分则是为执行此决定而被制定出来的规定。这两个部分之中，为了维护前者，属于后者的某些条款可以一时丧失效力，这就是“宪法的终止”。如在魏玛宪法下，总结行使国家紧急权，其间，国民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一时得以停止。

　　上述的有关C·施密特的宪法变动形态的经典理论，尽管对宪法变动现象做出了相当精致的分析，但实际上，宪法变动的客观现象，远比他的理论更为错综复杂。就宪法变动的主要类型来说，除了通常的宪法修改之外，还有一种是通过立法、判例、国会或内阁的有权解释等情形而实现的宪法条款实质内容的变动现象。与宪法修改是一种有意识地进行的宪法变动现象迥然不同，这一种变动现象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的，国内学者曾将其称之为宪法的“无形修改”， 日本和德国的学者则多将其称为“宪法变迁”（Verfassungswandlung）， 法国的学者则将类似的现象称之为“宪法习惯”（Coutume Constitutionnelle）。

　　最早提出“宪法变迁”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G·叶连内克（Georg Jellinek,-1911）。早在1906年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这一力作之中，G·叶连内克就具体地分出宪法变迁的五种情形：（一）根据议会、政府或法院的解释而产生的变化，如议会在其订阅议事规则之中，允许了为宪法所不允许的秘密会议等情形；（二）出于政治上的必要而产生的 ，如根据当时德国宪法的规定，德国联邦参议院每年都必须加以召集，但最终却成为常设议会；（三）由于宪法上的习惯而引起的变化，如在英国出现的、失去众议院的信任的国务大臣必须辞职的惯例，即属此情形；（四）由于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产生的变化（不过，君主的否决权、大臣的弹劾制度即使没有被实行也并不会因而丧失，在此情形之下不会引起宪法变迁）；宪法精神的根本变化，如在美国，国会的势力从本会转移向委员会，尤其是转移向财政委会和预算委员会，即属这类情形。

　　在某种宪法条款和一种与该宪法条款相互矛盾的国家行为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情形之下，宪法条款是否会失去效力呢？这就往往关系到宪法变迁的法律性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绝对和平主义条款与自卫队问题的冲突， 宪法变适论在 引起长期的争论，出现了以下三种观点，并长期形成鼎足之势。

　　第一种是规范说，即肯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满足一定的要件，如宪法条款相冲突的国家行为长期反复出现，并为国民的法意识所认可，在此情形之下，该国行为就具有一种习惯法的性质，从而自然引起宪法条款的改变或废除。

　　第二种是事实说，即否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认为违宪的国家行为仅仅只是一种事实的存在，根本不具有任何法的性质，为此谈不上会导致宪法条款内容的变更。

　　第三种观点则是惯例说，即认为该国家行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并不是一种“法”，而是一种惯例（convention）。根据这种学说，该国家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并不具有改废宪法条款的效力。

　　不仅是上述的宪法变动、宪法变迁理论，就连日本宪法学界围绕宪法变迁的有关争论对理解当前中国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也同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一般来说，当规范和事实发生不一致的现象时，为了修正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可以采取宪法修改的手段。反之，如果很轻易或者被动地认可宪法变迁，那么严格地规定宪法修改的程序就失去意义，易言之，这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更有甚者，宪法是国家的最高的根本大法，任何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都必须加以否认。从这一点上说，宪法变迁现象的确不可放任自流。然而另一方面，宪法之所以可以作为宪法而能行之于天下，必须具备一定的实效性；没有实效性的法律规范，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规范。从这种意义上说，宪法变迁论为我们认识当今中国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所可能提供的启迪意义是十分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