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作为当事人对将来事项安排的形式，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尽管如此，在合同法理论上，有名合同（典型合同）与无名合同（非典型合同）、预约与本约是合同的两个基本分类。我国《合同法》分则明定的15种有名合同，根据交易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区分为移转财产的协议与提供服务的协议两种主要形态。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主义原则，在不损害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法规强行性规范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订立任何内容的协议。因此，当事人订立合同法未规定的无名合同实属常态。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交易关系日益复杂，当事人在有名合同之外，另创设新类型的合同，以满足不同需要，又为各种无名合同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正当性的社会基础。无名合同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具备成熟性和典型性时，合同立法应当适时地加以调整规范，使之成为有名合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的历史是无名合同不断地变成有名合同的过程。

　　当前，各式各样的战略合作协议充斥于社会之中。当事人动辄以战略合作协议之名订立内容各异的协议，大有使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协议形式一般化的趋势。果真如此吗？唯有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分析，方能得出结论。

　　战略合作协议为无名合同。我国《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未规定其为有名合同。因此，也就没有战略合作协议法定概念之规定。但区分协议之不同性质，并非仅依据其名称，主要应根据其内容，即权利义务关系确定。

　　从实务角度看，战略合作协议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有政府与政府间订立的；有政府与企业间订立的；有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间订立的；有企业与高校间订立的；也有企业与企业间订立的等等。但鲜有个人作为战略合作协议主体的实例。与主体的广泛性相对应，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亦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如有的只是原则性的约定，无具体内容；有的则在原则性约定的基础上，又以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对具体的内容；有的在原则性约定的前提下，又约定将来订立具体的协议以落实原则性约定的内容等等。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相比较，战略合作协议内容具有抽象性，或者说欠缺具体性是其共同特征。由此看来，战略合作协议内容的抽象性与战略合作协议之名倒是名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