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3）

张中秋

　　五、传统中国的法运行依据当下中国法理学的解说，法的运行是一个从法的制定到实施的过程，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诸环节，连带还有法律职业、法律方法等相关内容。[1] 简言之，法的运行是法的效力实现的过程，亦即人们运用法律规范行为、解决纠纷、构造社会秩序的过程。这是法的生命所在，亦是它最具动态性和立体感的形象，其中纠纷解决是它的焦点和核心。

　　传统中国的法运行由中央和地方施行。自汉唐以来，在中央层面，行政与司法略有分工；但在地方层面未能分离，行政长官兼理司法，这是它的特点，同时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成了它的缺点。但它所具有的统一垂直、审级严格、补充救济的规定，毫无疑问亦都是优点。[2] 特别是传统中国“重刑（事）轻民（事）”的司法原则，确实蕴含了“重人命轻资财”的儒家伦理。如死刑不止是由中央，而是由皇帝参与复核的奏请制度，真正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人命关天的仁、恕之道。[3]

　　在解决纠纷方面，对应于社会的秩序结构和关系性特点，传统中国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出了两套有效的机制/制度，一套是“礼、乐、政、刑”综合为治。这套机制/制度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完整明确的记载，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平之，刑以齐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王道备也。”另一套是专门针对纠纷，特别是针对民事纠纷的解决而设置的，即民间调解→官方调处→司法裁决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制度。[4] 这套机制/制度具有由下而上、依序递进的特点，而且在纠纷解决中贯彻了日本学者所说的“说理─心服”的结构模式，[5]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是用中国思维、中国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成功典范。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纠纷解决是有“道”的指引和追求的，目标就是上述《礼记?乐记》中所指的“王道”。它的路径是通过纠纷解决恢复和谐状态，这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人文之道，亦是传统中国的纠纷解决之道。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怎么评价它是一回事，然而它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维持和发展却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是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契合，部分还因为它已深深扎根在国民的心里，成为民众/社会对司法的普遍诉求和合理期待。[6]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亦是符合人类对良好人际关系的普遍期待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ADR，在当今受到全球特别是西方的关注，不是亦说明了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