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关系到全球性的问题中，最明显的是保护地球环境。[18] 许多环境破坏活动也许只对个别地区有损害，但是其它一些环境破坏活动则有超出国界的影响并能引起整个地球环境的变化。例如，一些物资排入大气能对全球气候或臭氧层有不良的影响。今天，学者们已广泛地讨论这些活动如何真正威胁人类以及国际社会应采取什么行为来对付它们。[19]在这方面，国际法应该能够建立一致的普遍性规范来处理这些威胁。对大洋的污染也有全球性的影响，因此同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当前对环境的威胁使得确立国际规范日益重要，以控制危及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活动，不管这些活动发生在何地。

　　此外，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国际犯罪行为（如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和使用核武器都产生了同样的全球性问题，它们被提上国际议程已有一段时间，迫切需要用国际法来加以解决。

　　第三，国际法向国内法渗透。

　　现在，许多国际法原则、规则都要求各国制定相应的国内法规范，切实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其有关规定尤为典型。世贸组织制定的规则具有双重的法律效果：“不仅使通过规定的途径达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而且使国际一级的准则法律化。”[20]《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第2条：“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中的各协议及其法律文件均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并约束所有成员。”第16条则进一步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因此，世贸组织确定了其有关规范优于成员方的国内法的这种宪法性原则。世贸组织所确定的这种国际法效力优先的原则，不但得到大多数国家国内法的认可，而且也为其他的国际条约所证实。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要求国内法院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适用国际法，否则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三）国际法研究新方法的不断涌现

　　传统上，国际法是按年代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在19世纪特别明显。[21]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政府档案的公布，使国际法的研究资料更加丰富，从而促进了外交史的研究。同时，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和常设国际法院的设立，也推动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国际法的现象。同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还积极倡导用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来研究国际法，产生了所谓的“政策定向学派”（Policy– Oriented school）。此外，在60年代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蔡斯（Abram　Chayes）、埃利希（Thomas Ehrlich）和洛温菲尔德（Andreas Lowenfeld）等人创立国际法律过程学派（International Legal Process School ），主张探寻国际法作为一种法律在强制、判断和影响国际事务过程中的作用。

　　近年来，国际法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概言之，主要有下列几种：

　　1.批判的国际法方法（Critical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批判的国际法律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国际法方法”（A So – Called Post – Moder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22] .这一新学派，最先在美国出现，他们基于分析的语言哲学和一种解释的法律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的实在法学派的国际法观念提出了猛烈的挑战。[23] 这种挑战主要集中在国际法的渊源方面。例如，一般习惯法实际上是否涉及国家间的一种强制性的共同同意，而这种共同同意又来自于国家之上的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批判的国际法方法对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探求国家对有约束力的规范的真正同意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国际法语言应历史地理解为仅仅一种自由政治理论论述的分（子）系统。

　　批判的方法并不是否定国际法的真正存在，因为它把自由主义看成一种传统。为此，它采取两种方式。首先，它承认缺乏一个能作为国家行为主体参照物的公正的主要国际法律秩序。同时，它支持国际关系中成熟的无政府状态，承认国家是独立的法律文化的中心。

　　总之，这派学者试图超越法律的构成、法律与政策的相关性，并着眼于国际法律论述的矛盾和缺点。这派学者经常认为自己是“新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文化对法律发展的重要性，并对法律在面对国家主权中所取得的进步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观点。批判的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注重语言的重要性。[24] 在某种意义上，批判的国际法方法是最激进的一种方法论，它困惑于国际法的性质。此外，自从80年代以来批判的国际法方法也经历了一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