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核心在于，维权行为发生在公民以个人身份与体制抗争的语境中。在此情形下，其为弱势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采取合法方式，遵循程序理性，根本与道德无涉，因而无法从道德立场褒贬之。以“刁民”比譬，将自己置于道德优势地位立论，居高临下，如前所述，这本身即已无道德，不道德，反道德。我们知道，刻下中国位处转型社会急遽变革的漩涡，大规模城市建设导致的诸如此类公私利益之争，由于权钱勾结，司法难当第三方执法之责，政体弱于应对性政治考量，整体而言，多半是以一切争端恒以损害弱势私利为代价而告终的。一方面，极强国家- 极弱社会的单极结构，使得公权力几乎为所欲为，而公权力出于“GDP发展”的要求，早以为资本张本为业。特别是地方政府近年来的迅速“公司化”，更是使得普通百姓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超强利益方。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国家，因为所有权虚置，保卫动力不足，导致几乎人人均可挖它的墙脚，常常遭受私利的敲索，包括包装成“公共利益”的资本私利的蚕食，而虚弱不堪，甚至于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悖论。

　　置此语境，“重庆钉子户”恰恰在“道德教化”上堪为全民的榜样。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公共权力讲道理，诉诸法权程序讨“说法”，进而向体制抗争，恰恰表明他或她才是现代公民，是以理性和平手段这一现代公民的心智来捍卫私利，从而也就是在捍卫公益，阐明维护公道，而非仅仅只是一种私性存在，更非挖墙脚的鼹鼠。因而，他或者她不仅没有在道德上起了“不良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倒是以公民一己的理性行为，为国家理性的建构，提供了个体参照，反衬出国家理性建构的迫切性，进而，也可以说他或者她是“公民不服从”的范型，是基于一己道德良心和法律理性向制度进行抗争，为权利而奋斗的样板。特别是他或者她所彰显的和平、理性、守法和循序的公民行动特质，恰恰反衬出“强制拆迁”的无理、暴力和悖德。因此，也可以说，双方的文野之别，更在于分别因循制定法与自然法的差异，而这才是真正的道与德的枢机。[14]

　　昔年吴经熊先生曾经喟言，“商鞅及韩非之徒”坚认国家权力为法律独一无二的渊源，绝对不承认在制定法之外尚有自然法，“这样偏激的主张，结果不但不道德，而且落于刻薄寡恩、作法自毙的终局。他们的主张，是违反天理，不近人情的。所以虽然能够致富强于一时，结果还是一发如雷，一败如灰。所谓‘法家’实在是真正法治的罪人。”[15]姑不论法家是否为“真正法治的罪人”，仅就法有二元、神俗不可僭越，因而一切判断均须上诉天理、据于国法、揆诸人情而言，“刻薄寡恩”终非国之善端，亦非法之良旨，实为普世之理，更是法律面对合法性考问之际，如欲获得自恰则须竭力避免之绝大忌讳。因而，地权的国家德性之维，在吴先生这段话的照耀下，按此理路运思，可谓不答而解了。

　　有意思的是，所谓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既是政治上的自我表彰，同时表明了执政者寻求道统的当下努力，还说明道统本身的政治正当性不足，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治修辞来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基石，而这便也就提供了一种考问其合法性的超越性标准，为时时刻刻的敲打与鞭策，悬示了规范。上述“钉子户”及其所反映的地权的政治意味，恰可以为此作注，从而说明了建构中华民族的优良政体，走向政治成熟的迫切性。之所以说地权关涉国家德性，关乎政治秩序的制度化及其价值取向，其因在此。

　　四、地权复位:政治改革的法律进路

　　如前所述，地权是宪制的基石，包括地权在内的市民的财产权是国民人格的构成要素，而构成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基础。所谓市民社会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关系及其条件的制度化，首先和主要的就是私有产权的确立，由此实现政治与社会的清晰分际，在培育财富主体的同时，形成主权的主体和主题。由此而有市民社会，进而有政治国家。[16]因此，就当今中国而言，启动地权确认的进程，将财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落实为政治国家的法权安排，就是在为宪制打夯，而为自由立基，将“我们人民”的主权坐实，实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政治统一体位格。无此地权和产权，不仅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切实保障，“我们人民”的主权只能停留于言词，而且，“中国”这一经济社会共同体同样难以进境于政治统一体。职是之故，兹事体大，既是一个政治社会与政治正义的建设进程，也是事关道统的国家德性的表达方式。

　　正是在此，产权和地权所牵扯到的国家德性质问，要求启动政治正义的建设过程，以政治正义化解具体法律正义不足所引发的政体正当性不足问题，从而实现地权的复位，即“耕者有其田”，把土地还给栖息于大地的耕者和居者。反向来看，即是以地权的复位，来实现政权的正当化。古人曾经感喟，“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 ”其难不难，则在于此间所涉政治正义的纲举目张。但是，也正是在此，鉴于刻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按兵不动，无法经由政治授权来启动地权复位，进而转换主权关系，最终实现政治正义这一特殊情况，因此，反倒需要从具体法律正义的疏通起步来建设政治正义，以具体法权安排的技术理性的成长，为价值理性的生长，进而为政治正义的成长提供制度准备与技术积累。此一过程，可谓政治改革的法律进路。可以说，地权的法权建构是一种较为接近审慎理性和公共选择的进路。换言之，在政治正义一时难以实现之际，此种进路实属变通之道，一种迂回前进之道，不仅旨在化解政治正义不足的困境，更在启动政治正义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