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雅虎的首页，看到豪华的地铁内外一片人肉模糊，我禁不住内心一颤：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在恐怖中浸泡，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有意思的是，网络上很快有消息说纽约和北京都采取了更严格的地铁安保措施。尽管强人普京声称“报复”，但美国大兵都“剿”不灭恐怖分子，俄军又能奈何？同样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但袭击者的诉求却有所不同：美国遭受的袭击立基的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俄国遭受袭击则基于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

　　记得在初中时偶然翻读过两本《初中生世界》，其中最喜欢读也是印象最深的竟然是车臣的独立之战和阿富汗内战。那时的兴趣是对于军事的直观，头脑中并没有恐怖主义、民族国家、文明冲突之类的概念。我至今还记得车臣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领导人、俄军退伍将军杜达耶夫，当时是作为远处的“民族英雄”来记忆的。

　　诉诸文明自保（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自决（车臣）的正义行动，为何最终汇流为“恐怖主义”呢？这使我立即想到了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对于基地组织和车臣独立组织来说，美国和俄罗斯的介入绝对是被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的入侵”，而宗教和民族的精英在无法组织国家形态的规范化战争对抗时，只有“依托乡土”进行保存一种传统文明或自主生活的殊死斗争。尽管施米特没有将其“游击队理论”与当今的恐怖主义相关联，但在宽泛的文明战争的意义上显然和他的理论思路接近。这些游击队式的恐怖分子是标准的“战士”：冷血、激进、意志坚定，随时准备战斗和牺牲。具有此类品性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世界潮流中是绝对具有现代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在国际新的政治秩序和主题（和平与发展）之下，却成为人类公敌。“恐怖主义”是由主导性大国代表所有的现实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来定义的，但这似乎不是问题的全部。恐怖主义，撇开其血腥的表面，其深沉的根源在于当今国家体系的非民主性，缺乏对多样化文明存在的真正的尊重，跨国资本推动下的全球征服不具有可对话性。我并不赞同“恐怖分子”的恐怖，但我更忧心的是作为这些恐怖现象之根源的国际秩序的“恐怖”性质，一种本质上属于“外来警察”的傲慢与霸道。在国际空间上，西方政治哲学未能提供“和谐”的理论与制度模式，康德的努力最终只到达“联合国”的层次；在国内空间上，自由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也未能提供安顿族群的合理化制度，反而因为片面追求政治现代性而为国内的族群提供了自决的法理依据，基本耗尽了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各种非西方和非现代的传统而有效的思想与制度资源。